不久前談到有一篇評論文章叫做《“為官擇人”與“為人擇官”》，從唐太宗李世民下詔自省——“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起興，論及如今任人唯親的歪風(fēng)，揭示“用人腐敗是最危險的腐敗”。文章的觀點毋庸置喙，只是那句古話應(yīng)該出自諸葛亮，世民只是轉(zhuǎn)述。此后，接棒的是宋理宗時的趙葵，他有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dāng)，任之既久，然后可以責(zé)其成效�！北磉_相同意思的話當(dāng)然就更多了。

　　歷史上無論哪個時期，官員的任用大抵都離不開這兩條路線：要么“為官擇人”，要么“為人擇官”。自古及今常見的“跑官”，顯見該歸入“為人擇官”之列。所以宋高宗時“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的態(tài)度很明確：“當(dāng)予不求者�！贝送�，遼道宗或許是個特殊的例外。他“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彩勝者官之”。拿不定該提拔誰，讓大家自己碰運氣。耶律儼就這樣得過勝采，道宗當(dāng)時還來了句“上相之征也”，以為如此擇官頗有些符合天意。這“兩條路線”，也許貫穿著傳統(tǒng)人治社會的官場史。但是，正如諸葛亮所言，走哪條路線，并不是單純地走一走那么簡單，誰在這個位置上干都一樣，而決定著社會是“亂”還是“治”的大問題。至于遼道宗那種荒謬無比的擇官方式，指望國家能得到“治”就幾乎是夢想。正如《遼史》的結(jié)論，他的后期朝政叫做“群邪并興，讒巧競進……尚足興論治哉”。

　　為什么要“為官擇人”？前人的論點精辟極了，后人謹(jǐn)記就是。舉宋朝幾位人物。如袁甫：“監(jiān)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比缤蹙影�，凡政事“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xí)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污、小臣貪則亂”。如洪天錫：“在廷無嚴(yán)憚之士，何以寢奸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jié)？人物稀疏，精采銷耎，隱惰惜已者多，忘身徇國者少�！钡鹊�。道理這樣清楚，且如此淺顯易懂，又為什么會“為人擇官”？就是王居安所說的“植黨行私”了。在我們的歷史簿子中，這似乎也是一個常態(tài)。實例亦俯拾皆是，還說宋朝。

　　《宋史·孫沔?zhèn)鳌份d，“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yōu)詔弗許”，征求孫沔的意見，他正相反：“自夷簡當(dāng)國，黜忠言，廢直道�！笨此岚蔚哪切┤�，王隨、陳堯叟“才庸負重，謀議不協(xié)，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張士遜呢，“本乏遠識，至隳國事”。究其原因，“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復(fù)思己而召用也”。在《盛度傳》中，還可以讀到后續(xù)。仁宗景祐二年（1035），王曾、呂夷簡為相，盛度與宋綬、蔡齊并參知政事。這幾個人等于分成三伙，“（王）曾與（蔡）齊善，而夷簡與（宋）綬善，惟（盛）度不得志于二人”，老哥一個。當(dāng)王、呂兩人齊齊提出辭相時，仁宗沒弄明白，問盛度怎么回事。盛度說他們兩人怎么想的，我肯定不知道，但是“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就能大概明白他們對將來怎么想的。結(jié)果仁宗問王曾，王曾推薦蔡齊；問呂夷簡，夷簡推薦宋綬。各自選擇各自的心腹，不僅給自己將來的方便留了后路，而且擺明就是“為人擇官”了。結(jié)果“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明史·劉基傳》載，李善長罷，太祖想以楊憲接替。楊憲和劉基一直很要好，但劉基力言不可，認(rèn)為楊憲“有相才無相器”，而宰相應(yīng)當(dāng)“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quán)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說他的氣量比楊憲更狹窄。又問胡惟庸如何，劉基說宰相好比駕車的馬，擔(dān)心他會將馬車弄翻。太祖說，那肯定非你老先生莫屬嘍，劉基說我也不合適：“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我太嫉惡如仇，又不耐煩繁雜事務(wù)，會辜負皇上的委托。然而，“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劉基在這件事上的表現(xiàn)，完美地詮釋了“為官擇人”與“為人擇官”的根本分野。對這樣的人，朱元璋“察其至誠，任以心膂”，真是沒有走眼。

　　如今，從落馬官員身上都不難窺見干部提拔問題上“兩條路線”之爭的影子。他們有的公然賣官鬻爵，有的奉行“不跑步送，原地不動”，那些屬于窩案的，東窗事發(fā)時貌似各在天南地北，領(lǐng)域又各自不同，細看之下：你曾是我的秘書，我曾是他的部下……“為人擇官”是怎樣的一種情勢，暴露得還不夠充分嗎？（作者系南方日報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