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請被告雷州市政府法定代表人發(fā)表辯論意見�！苯�，廣東湛江經(jīng)濟技術開發(fā)區(qū)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一宗土地糾紛行政案件，審判長話音剛落，只見穿白襯衣的雷州市市長吳國雄從被告席上站起來。這是廣東有史以來首宗市長出庭應訴行政案。在之前的司法實踐中，行政案件開庭，作為被告方的行政機關往往只有代理律師到庭，法庭調查關于事實性的內容時，代理律師經(jīng)常一問三不知，降低了開庭效率。（見7月8日《南方日報》）

　　今年5月1日起實施的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工作人員出庭。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當下，行政案件由市長出庭應訴，意義深遠。

　　“市長出庭應訴”的最大價值，在于它是一次鮮活的普法之舉。民告官的案子，以往飽受詬病的是“民告官，不見官”。此次市長出庭應訴的是一起1965年糾紛至今的不服土地確權處理決定的行政案件。倘若換做其他地方，因為行政案件牽涉時間久遠，且又關乎土地確權處理，不少行政一把手會自覺遠離此類案件。雷州市市長能出庭應訴，表明了履行訴訟義務，不回避問題的鮮明態(tài)度，彰顯了主動解決矛盾的誠意。

　　可以預見，伴隨著新行訴法的推行，會有越來越多的地方行政官員主動出庭應訴。不過這只是半個好消息，因為從官員出庭應訴，到“民告官”系列案件都能被公平審判，兩者尚有距離。近年來，“民告官”案件的勝訴率一直在呈下降趨勢，去年底就有媒體報道，盡管《行政訴訟法》在立案、判決等方面做出新規(guī)，禁止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干預、阻礙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但“民告官”案原告勝訴率，還是從10年前的30%降至近年的10%。

　　“民告官”的勝訴率為何不升反降？從媒體報道的另一個新聞中，或許可看到真相。河南省從2013年起試點民告官案件異地審理，信陽、南陽、安陽成為改革試點地。結果，截至2014年5月，僅信陽一地行政機關敗訴率就上升了17%.很顯然，“民告官”案件勝訴率的不升反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它們往往是“轄地管理”，地方法院人財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如此緊密聯(lián)系之下，又怎能指望它們獨立行使審判，不受干涉？

　　由是說來，單就“民告官”案件而言，市長能主動出庭應訴，當然可喜，但遠非“民告官”案件中應表現(xiàn)出的全部公共態(tài)度。要市長出庭應訴，更要去除地方對司法的干預。尤其在當下，“民告官”案件多集中在拆遷、物權與上訪等領域。倘若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無法真正做到不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那么官員出庭就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我們樂見“市長出庭應訴”，更期待“民告官”案件有一個公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