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隆尼亞》從南非小說家J·M·庫切《伊麗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課》中的演講文字取材，也正是誕生于2009年的《阿波隆尼亞》開始，庫切的文字幾乎成了瓦里科夫斯基劇場創(chuàng)作中的必選。驅使他走向庫切的原因正在于他“想用陌生人的聲音說話”，而庫切筆下的科斯特洛對于庫切來說也是一個陌生人。在瓦里科夫斯基看來，科斯特洛的每一個演講都是一段精彩的獨白，賦予了他更多的創(chuàng)作自由；同時，這也是一種瓦里科夫斯基對庫切作品對邊緣人描寫方法上的認同和學習。

　　作為在蘇東巨變之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導演，瓦里科夫斯基的戲劇之路卻著實是在波蘭的主流創(chuàng)作土壤之外形成的，其自上世紀80年代留學法國學習戲劇藝術，加之此后追隨彼得·布魯克、英格瑪·博格曼等人的劇場學徒期，都讓其劇場語匯更接近歐洲，并由此對波蘭的社會歷史、戲劇藝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觀看視角。他不僅通過彼得·布魯克意識到了劇場作品與觀眾交流的重要性，也通過彼得·布魯克，重新認識了波蘭戲劇家格洛托夫斯基，看到了格洛托夫斯基所強調的、讓作為個體的觀眾在劇場中學會面對自己內心的重要性。不過不同于格洛托夫斯基最終因為更相信儀式而選擇離開了劇場，瓦里科夫斯基雖然一直在追尋非劇場化的表達方式，卻始終將劇場視為一種“集體療救”的方式，將劇場里持續(xù)性的藝術表演視為演員、觀眾一起面對自身在劇場以外不敢面對的恐懼與不安的唯一方式。

　　任何一個擅長于心理分析的人，自身也一定首先是個敏感的個體，在某種程度上，瓦里科夫斯基現(xiàn)今的劇場創(chuàng)作與其作品對話題討論的方式，也是其對自身曾經“怪怖”記憶的一種喚醒。瓦里科夫斯基的父母在戰(zhàn)時曾赴德國工作，回來后定居什切青，他曾回憶自己兒時居所的對面就是一個猶太家庭開設的工廠，而鄰居中為他理發(fā)的猶太人、嫁給波蘭人而從不敢輕易暴露自己國籍的德國女人等等，這些特殊的小家庭的故事，讓瓦里科夫斯基從小就對社會表層之下的屠殺記憶、種族歧視有著親身的體驗。而這也讓“家庭”不僅成為其成立劇團、與劇團成員相處的重要方式，也驅使著他在劇場里更愿意將“家庭”作為一種母題，從古希臘悲劇、莎士比亞到薩拉·凱恩等各種題材中提煉出來，在舞臺上通過對家庭成員之間關系的展現(xiàn)、分析，喚醒觀眾心底潛在的記憶，形成新的認識，進而對家庭以外的社會有更為深刻的感知。

　　曾有人指出，瓦里科夫斯基的舞臺空間總能讓人聯(lián)想起廢棄的工廠、倉庫、冷藏室，或是屠宰場、解剖室。對此，與其長期合作的舞美設計曾坦言，這一方面是為了讓演出不會因為換景而中斷，而更主要的是為了以這種抽象化的視覺符號，讓觀眾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演員的存在上，并提供給觀眾更多想象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