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讀書、讀好書、好讀書”是社會的號召，也是公眾的期盼。學校是育人的場所，校園是讀書治學的地方，在一定意義上，教育即讀書。

　　來自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調研數(shù)據(jù)顯示，2014年北大圖書館的書籍借閱總數(shù)為62萬本，是近10年的最低數(shù)量，而在2006年這個數(shù)字是107萬本�！爸翗纺缱x書”的大學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嗎？除了圖書館的書籍借閱總數(shù)創(chuàng)下10年最低，大學生的閱讀內容也不容樂觀：最受大學生歡迎、高居排行榜前三的是《明朝那些事兒》、《藏地密碼》和《盜墓筆記》這類的通俗作品。遠離經(jīng)典、遠離原著似乎成了當代大學生閱讀的趨勢。這些調查顯示，大學生閱讀的數(shù)量和質量似乎都在下降。

　　不過，該調研只包含了紙質書閱讀的狀況，日前發(fā)布的第12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成年國民圖書閱讀率為58.0%，數(shù)字化閱讀接觸率為58.1%，數(shù)字化閱讀比例首次超過傳統(tǒng)閱讀，其中手機和微信閱讀的增長最顯著。雖說數(shù)字化閱讀呈增長態(tài)勢，但是，“都說讀書好，都喊沒時間”卻成為了共同的尷尬。從媒介角度來說，電視、網(wǎng)絡等對大學生閱讀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大眾文化宣揚的“快餐消費”不可避免地對大學生的閱讀選擇產(chǎn)生影響，閱讀的娛樂性和趣味性追求正是大眾文化和媒介環(huán)境變遷的結果。大眾文化消解著個體書本的深層次理解，影響著個體對思想深度的追求，大學生對通俗讀物的偏愛，原因正在于此。

　　當本應引領社會讀書風氣之先、充當書香社會建設“領頭羊”的大學師生也陷入了“疏遠名著、閱讀退化”的窠臼時，難免讓人憂慮�？梢哉f，閱讀數(shù)量和層次的降低，閱讀品位的直線下降，并不僅僅屬于某個群體�？陀^地說，單一的調查和忽視閱讀環(huán)境、閱讀方式、閱讀習慣等因素得出的大學生“閱讀量新低”的結論需要辯證看待，但這并不影響我們正視其中隱藏的問題。

　　“多讀書、讀好書、好讀書”是社會的號召，也是公眾的期盼。學校是育人的場所，校園是讀書治學的地方，在一定意義上，教育即讀書。大學生“閱讀量新低”是一個統(tǒng)計學結果，也驗證著人們的日常判斷，盡管肯定讀書的重要性，但只選擇與自身有用的書籍來進行閱讀。這與整個社會的功利氛圍和實用主義蔓延有關。也就是說，不能離開社會和教育環(huán)境觀察大學生“閱讀量新低”的現(xiàn)象。

　　閱讀講究方法，但對我國學生來說，除了教科書之外的書籍基本上都被歸類為課外書，不僅閱讀面狹窄，而且在閱讀方法上也很為欠缺。不少學生僅僅把讀書看作是工具、手段和敲門磚，根本無暇顧及方法的考量，囫圇吞棗、不求甚解者多。在這樣的事實面前，通俗性書籍的易理解和易接受就得以顯現(xiàn)，而需要認真品味、仔細閱讀的原著、經(jīng)典自然無法受到歡迎。

　　當下，整個社會的讀書行為都有著“效益”追求——看書能不能帶來實用的效果，如成功、技能、處世等，恰恰遮蔽了閱讀的真正價值，放逐了閱讀的真正意義。本應是為得到精神的交流和心靈共鳴的閱讀，卻變?yōu)橹\取現(xiàn)實利益的手段，并且，在某種實用效應實現(xiàn)后，就意味著閱讀的結束，就意味著書籍可以束之高閣了，最終導致功利性閱讀盛行，而精神性、思想性的閱讀日益萎縮。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大學生群體受到嚴重裹挾，技術型書籍以及可以幫助實現(xiàn)就業(yè)和掌握生存工具、短暫放松壓力和愉悅身心的書籍大受歡迎。大學生“閱讀量新低”和閱讀內容通俗化，是受社會和時代潮流擠壓的結果。

　　蘇霍姆林斯基說：“一所學�？赡苁裁炊箭R全，但如果沒有為了人的全面發(fā)展和豐富精神生活而必備的書，或者如果大家不喜愛書籍，對書籍冷淡，那么，就不能稱其為學校�！钡�，現(xiàn)實中，從小學到大學，從學生、家長到學校都拒絕課外讀物，據(jù)調查，當前城市中有超過半數(shù)中學生基本沒有課外閱讀，少數(shù)學生能讀點課外讀物，但以流行讀物、娛樂快餐式讀物為主，涉足嚴肅讀物或經(jīng)典著作的微乎其微。對升學和考試沒有幫助的書籍被冠以“閑書”、“雜書”的名字，可以想象，到了大學，青年人能改變這種被強制灌輸?shù)拈喿x習慣嗎？在苛求大學生“閱讀量新低”的時候，教育者和家長也應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