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女大學生扶老人”事件，自9月8日起，一直經歷著情節(jié)的反轉。首先是女生小袁網上尋找目擊者，而后是目擊者稱“小袁承認撞人”，再后是警方認定小袁與老人有“身體接觸”，負主要責任，昨日，當事人小袁更新微博，連問數遍：“我做錯了嗎？”

　　“扶老人被訛”成為一個困局，大約是在2008年后。

　　其中的標志性事件是發(fā)生在2008年的“彭宇案”。據數據統計，2000年到2007年，關于“扶老人”的新聞每年不到100條，但在2008年達到300多條，其中近60條直接與彭宇案相關，此后，類似新聞事件井噴，2014年達到3234條。

　　“扶老人被訛”從此被視作困局，人們普遍認為意味著社會信仰的缺失。這實在是個誤讀。應該說，扶起一個摔倒老人，展現了“人性向善”的道德力量，但同時，囿于外因不敢扶，并因之陷入群體性焦慮，同樣展現了“人性向善”的趨勢。如果道德真的缺失，“直接不扶”是最干脆的利益選擇，不會有扶與不扶的焦慮。越是糾結，越是因為“向善”的道德信仰不但存在，而且明顯。只是道德實踐產生了高成本和高風險，或者說，正常情況下道德力量與法律規(guī)則、社會制度之間是統一的，如今產生了分裂，甚至部分對立。

　　這樣就很好理解，為什么一個道德困局會由一樁法律判決引發(fā)。這個困局，病因不是信仰缺失，而是法律規(guī)則和社會制度未能呼應。

　　暫不提“城鎮(zhèn)老人意外傷害及醫(yī)療保障狀況”，單論法律規(guī)則。引發(fā)這一困局的“彭宇案”，最后真相是什么，至今依然沒有定論。而在最近這起“安徽女大學生扶老事件”中，警方公布結論，本來是可能破局的關鍵，但警方再次錯失。

　　正如當事者小袁在微博中質問的，為什么我要負主要責任？

　　法律不是政治老師，也不是政工干部，它只要提供證據，讓事件更接近事實。這起事件中，監(jiān)控核心數據空缺，但從技術上，擦碰痕跡、受傷部位，倒地方位等的勘測都不是難事。據小袁透露的警方依據——雖然老人有病，不至于自己摔倒，肯定是外力，小袁離老人最近，所以小袁與老人應該有相互接觸。

　　這樣匪夷所思的邏輯，并非警方親自公布，但警方公布的一句“相互接觸”，相比更含糊其辭。

　　解鈴還需系鈴人�！胺隼先吮挥灐钡睦Ь�，必定需要一次有誠意的事件來破解——所謂的誠意，是高度職業(yè)化的，負責任、全透明地還原客觀事實，讓訛人者無空可鉆，讓扶人者無冤在懷，讓圍觀者無疑可問，也讓法律體系自身，招回漸行漸遠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