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則新聞：“溫州交警”微信2.0版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交管綜合服務平臺今年上線后，市民通過“智能隨手拍我要舉報”平臺，可舉報交通違法行為。舉報成功的市民可通過抽獎獲得行車記錄儀、微信現(xiàn)金紅包、流量等獎勵。

　　相較于“舉證難、舉報難”，開通微信“隨手拍”確實是一種新思路——要提交證據(jù)，這里有圖有真相；要開拓渠道，微信比熱線更便利。通過完善舉報流程、創(chuàng)新舉報方式，好像能有效提升辦事效率。但問題在于，“舉報成功可抽獎”緊隨其后，這是什么意思？一句話，是用功利性目標來鼓勵舉報。舉報這件事挺正常，但一旦要鼓勵舉報、提倡舉報，就顯得有點不對勁，這是因為有點過于講效率、講目標了。

　　首先探討一個問題，“效率至上”是不是最佳策略？在某些市場化領域，確實如此，因此人力資源管理還衍生出“360度績效考核”，通過“同事相互評價”，來促進效率最優(yōu)。但在其他領域未必如此：第一，如果鼓勵隨手舉報，就相當于鼓勵“市民相互舉報”，最容易產(chǎn)生“職業(yè)拍客”，一心奔著獎勵去；第二，隨手拍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執(zhí)法取證的過程，相當于普通公民被賦予了調(diào)查取證權(quán)，這是不是有點越俎代庖？第三，鼓勵相互舉報本質(zhì)是一種“告密思維”，容易產(chǎn)生一種人人自危的社會風氣。

　　效率是市場最優(yōu)解的名詞，而道義則關系到正當性。舉報當然是正當權(quán)利，但鼓勵相互舉報，有點“為了效率、失了道義”的意思。在今天，我們講法治社會，首先要做的是厘清法治邊界，充分認識私權(quán)利和公權(quán)力之間的關系。交警執(zhí)法是無可置疑的公權(quán)行為，市民舉報則只是個體權(quán)利的使用。一個自然人選擇舉報，應該是出于責任感、正義感，而不宜有過強的目標導向。顯然，用功利目標鼓勵“隨手拍”，在實質(zhì)上和法治精神并不合拍。

　　與混淆私權(quán)、公權(quán)邊界相比，還有一個更值得警惕的問題。講兩個例子，貫穿整個封建文明法制史的“連坐制”，起于商鞅變法，所謂：相互監(jiān)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fā)，十家連坐，目的是把農(nóng)民束縛在土地上；電影《聞香識女人》也講到這樣一種情境，校長以開除學籍為由讓學生們相互舉報，結(jié)果引發(fā)了那段有名的演說，“他絕不會出賣別人以求前程，這叫正直，也叫勇氣！”兩個例子，相似情境、不同結(jié)局，表明的是一個問題：我們需要效率，可是更需要講正義、講道義。

　　在這之前，還有一些新聞，比如湖北某高校出臺“盯人”管理辦法，每一名同學的一言一行都會有他人盯梢。舉報的影響力可大可小，但一旦失控，就有可能導致“人人自危、戶戶自�！薄Ｍ瑫r，從一件小事說開去，我們可以看到“相互舉報”可能只是個例子，它的后面可以說是一類思維，即目標導向大于過程正義。比如“釣魚執(zhí)法”，對這些問題，需要更清醒地認識、更謹慎地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