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河南姑娘郜艷敏被拐賣到河北曲陽下岸村，受盡磨難后成為該山村小學唯一的女教師……這則新聞近日被網友翻出，并引發(fā)熱議。29日，據多家媒體報道，事件當事人郜艷敏發(fā)聲表示，不愿意過多回應網上的討論，稱“平時不怎么上網”，“謝謝大家關心”。

　　截至筆者寫稿時，“被拐女成鄉(xiāng)村教師”的話題已經在微博上有790萬人次的閱讀數，儼然成了當日的熱門話題之一。有人為她投身教育、以德報怨的大情懷感動，當然更多的人表露了憤怒的情緒，要求嚴懲當年的人販子及買主。

　　但這恐怕不太容易。一方面，根據刑法，拐賣婦女罪最高可判死刑，有20年的追訴期，郜艷敏被拐賣已有21年，對人販子的追訴期可能已過；另一方面，刑法規(guī)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不追究刑事責任”。前些年，郜艷敏的父母已見過了女兒；郜艷敏也表態(tài)，公公婆婆善良，決定做個好媳婦。顯然，對買主追究刑責，也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而且還可能對其家庭造成二次傷害。鑒于郜艷敏本人已融入到當地環(huán)境，而且在村里民望頗高，被再次傷害的可能性較小，該案的處置可能更傾向于征求本人意見，如果愿意留在原地，則對其進行補償。比如，幫助解決代課老師轉正問題。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沒有反思的空間。網友讓這個話題“上頭條”，與其說是關注個案正義，不如說是對當下民眾普遍厭憎拐賣婦女、兒童行為情緒的回應。而要紓解這一情緒，恐怕要從解剖個案中找到問題的癥結。

　　眾所周知，打拐行動的成功率主要取決于公權力的介入，越早介入成功率越高，這不僅可防止對受害人造成更大傷害，而且還有助于對人販子和買主的追責。反之，問題就會復雜化。郜艷敏被拐案的離奇之處，在于她不是被“囚在深山人不識”，而是處于半公開狀態(tài)。2007年被評為“感動河北”年度人物；2009年其經歷還被改編成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面對如此明顯的線索，當地警方不立案追查，足見其對打拐的敏感度，已低到令人吃驚的程度。而這正是民眾最擔心的地方。因為大多數情況下，被拐婦女在沒有外力介入時，是很難憑自己努力得到解救的。人們關心郜艷敏的遭遇，更關心新聞里“400多口人的下岸村，光從外地買來的媳婦就有三四十個，外地媳婦已跑掉了一半”的描述。這些人到底該如何解救，繼而該如何對當地被拐婦女的情況進行排查，這需要有個答案。

　　與當地警方滯后反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關方面對捂蓋子倒是蠻積極的。郜艷敏的事跡被報道后，縣上一些人很惱怒，說她給曲陽教育系統(tǒng)抹了黑……凡此種種，都表明當地官方，明知道有被拐婦女在自己轄區(qū)，卻不想著積極營救，反而變著花樣怕人知道。這樣荒唐的處置方式涉嫌不作為，理應被糾正，并且相關責任人也應被依法嚴厲追責。

　　如今已是“全民打拐”時代，微博、微信等平臺發(fā)布著各類打拐信息，然而打拐也要兩手抓，離不開全民參與，也必須要有公權力積極介入，二者缺一不可。少了全民參與，就少了發(fā)現線索的眼睛；而少了公權力介入，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只能是空吆喝。就此而言，思考該如何建立機制，讓公權力盡早介入，特別是破除基層的打拐懶政，或是郜艷敏被拐案給我們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