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難道就沒有見識和能力認識到搶狀元的弊端嗎？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社會合作面臨的最大難題，它深刻揭示了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個體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采取對自己最有利的占優(yōu)戰(zhàn)略，得到的卻不一定是自己最想要的結果，相反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就生源競爭而言，對于北大來說，無論清華搶不搶狀元，搶狀元都是北大的最好選擇，即最優(yōu)戰(zhàn)略；對于清華來說也是一樣。用博弈論的專業(yè)術語來表述，兩所大學都搶狀元就構成了北大清華招生博弈的納什均衡。納什均衡是一個僵局，給定對手不改變行為，自己就沒有激勵改變行為，因而無法打破或單獨偏離均衡。納什均衡最深刻的悲劇性在于，北大和清華都意識到搶狀元是毫無意義的，但搶狀元卻是他們必然的選擇。即使兩所大學都認同不搶狀元是最好的，但這個結果卻得不到，因為每所大學都不得不采取對自己最有利的行動——搶狀元。除非引入第三方力量改變博弈結構，否則囚徒困境就不可能被打破。

　　這讓我想起了武俠小說里的經典橋段：兩個絕頂高手比拼內力，誰都知道比拼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沒有人敢率先撤出戰(zhàn)斗。解套的辦法通常是兩個：一是出現了第三個武功更強的高手，比如掃地僧，從而打破僵局；二是兩個人都意識到了危險，不約而同地你一點我一點往回撤，最后相視一笑，罷手言和。

　　小說雖然是虛構的故事，但打破囚徒困境的原理卻和現實生活并無二致。目前，社會輿論對于北大清華搶狀元的做法批評很多，其實兩所大學自己也苦不堪言。批評者的目的無非是讓大學反省從而改變自己的行動方式，但在囚徒困境中，單靠大學自身的力量無法打破僵局。作為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難道就沒有見識和能力認識到搶狀元的弊端嗎？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問題的關鍵在于，即使他們認識到了，也無法改變自己的行動。否則，搶狀元又不是今年才出現的特殊現象，為什么一年又一年，類似甚至相同的情節(jié)一再上演而且愈演愈烈呢？我認為，一味地批評指責無助于問題的解決，關鍵還是要通過有效的辦法幫助兩所大學解套。

　　有人認為，搶狀元反映的是大學對優(yōu)質生源的渴望。其實，二者之間一點關系也沒有，搶狀元的本質是對分數的追逐。

　　在囚徒困境中，打破僵局的唯一辦法是改變博弈結構。就北大清華的招生競爭而言，破解之道在于，如何使不搶狀元成為每所大學的占優(yōu)戰(zhàn)略，或者說，如何讓狀元對于兩所大學沒有價值。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目前狀元對于北大清華的價值何在？為什么兩所頂尖大學明明知道狀元沒有意義，還必須要竭盡全力去搶呢？為什么搶狀元會成為他們的占優(yōu)戰(zhàn)略呢？這是因為，在當前以高考成績?yōu)槲ㄒ讳浫∫罁那闆r下，社會對于大學質量和聲譽的評價是以高考錄取分數為標準的。哪所大學的錄取分數線高，社會就認為哪所大學的質量高；哪所大學錄取的狀元多，社會就認為哪所大學的質量高。因此，大學的錄取分數線是高還是低，就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社會影響。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能夠對此掉以輕心。大學當然可以不重視狀元，但絕對不能忍受社會評價的降低。有人認為，搶狀元反映的是大學對優(yōu)質生源的渴望。其實，二者之間一點關系也沒有，搶狀元的本質是對分數的追逐。極端地說，即使這個狀元是一個人人皆知的壞蛋，在目前的招生錄取體制下，他也一定會成為北大清華的爭搶目標。實際上，大學招辦圍繞著提高錄取分數線所做的所有工作，包括對招生計劃的技巧性調整，全部都與此有關。在“分數拜物教”的統(tǒng)治下，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根子不在大學，而在于現行的高考錄取制度和評價機制，是社會合謀的結果。

　　因此，如果不以高考成績?yōu)槲ㄒ讳浫∫罁�，而代之以大學的綜合評價，分數在大學招生錄取中的重要性就沒有那么顯著和單一，也就不會成為社會判定大學質量和聲譽的標準，大學就沒有足夠的激勵去追逐分數，而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吸引選拔適合自己的優(yōu)秀學生。由于每一所大學選拔學生的標準不一樣，適合北大的不一定適合清華，反之亦然，人人都是狀元，人人又不是狀元，還有什么爭搶的必要呢？這樣，不搶狀元自然就成了大學的占優(yōu)戰(zhàn)略。事實上，這正是新高考改革方案的目標和方向。一旦在招生錄取中實現了“兩依據，一參考”——以高考成績和學業(yè)水平測試為依據，以綜合素質評價為參考——大學能夠按照自身人才培養(yǎng)的需求和特點選拔學生，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可以迎刃而解，我對此持樂觀態(tài)度。

　　隨著改為高考后知分填報志愿，再回到以前的模式是不可能了。那么，在知分填報志愿的方式下，有沒有辦法可以讓狀元“消失”呢？

　　讓不搶狀元成為大學的占優(yōu)戰(zhàn)略，這是解決北大清華狀元之爭的根本之道。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辦法可以使狀元對于北大清華來說沒有價值，也可以同樣起到打破僵局的功效。這就是改變現有的錄取規(guī)則，使狀元“消失”。搶狀元的前提是知道誰是狀元，如果在錄取之前不知道誰是狀元，即使想搶，又該去搶誰呢？

　　熟悉中國大學招生錄取制度變遷的人知道，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只是近年來才出現的，而且主要是伴隨著高考后知分填報志愿凸顯出來的。至少在2000年以前，在實行高考前和高考后估分填報志愿的時期，這個問題并不嚴重。那時候，北大清華也會在錄取結束之后曬一曬自己的“狀元榜”，但絕沒有出現在志愿填報之前就相互廝打的亂象。究其原因，是因為志愿填報的時間在高考分數公布之前，誰也不知道狀元是誰，填報了哪所大學，即使想搶也沒有目標。大學只能通過自身學科實力和優(yōu)勢特點去吸引學生，無法去搶學生，更沒有用錢收買學生的激勵——萬一你看走眼了呢？

　　隨著北京改為高考后知分填報志愿，再回到以前的模式是不可能了。那么，在知分填報志愿的方式下，有沒有辦法可以讓狀元“消失”呢？我提出一種新的招生錄取模式，也許可以為解決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提供一些思路。

　　現代測量與評價的研究表明，當考試分數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分數之間的微小差異就不再能夠提供關于學生質量差異的有效信息。也就是說，在某一分數線之上的學生，彼此在智力上是無差異的——這也是美國頂尖大學在錄取時只提出一個參考性的SAT（或ACT）分數線的原因——他們都是好學生。同時，我們都知道而且認同的事實是，中國最頂尖的985高校之間的質量差異也不大，而且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學科優(yōu)勢和特點。在此基礎上，讓我們假定某省（市、區(qū)）前1000名學生都屬于好學生之列（具體名次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但不影響分析結果），無論他們被哪一所985高校錄取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大學愿意錄取，他們自己也愿意去。當高考成績評閱完畢之后，大部分學生會獲知自己的成績和名次，但排名在1000名之前的學生只拿到一個通知，表明自己位于前1000名之列——至于具體考了多少分，排名多少，則是一個“黑匣子”——這個名單同時在社會上公布。從成績公布到志愿填報期間，排名1000名之后的學生根據自己的高考成績選擇大學；排名1000之前的學生可以和自己心儀的大學聯系，由大學進行測試（或者不測試，反正都是好學生），根據事先公布的招生計劃進行錄取。錄取的依據不再是高考成績——學生的成績已經達到了任何一所985高校的錄取標準——而是大學和學生之間的雙向選擇。由于學生肯定會被錄取，不用擔心掉檔風險，他就可以安心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特點以及對大學及其相關專業(yè)的認知去選擇大學；同時，大學也不知道學生的成績和名次，只能根據自己人才選拔的標準去進行判斷，當然就不存在爭搶狀元的問題了。

　　這個方案的最大優(yōu)點，是在沒有破壞現有按照高考成績錄取——從而確保了公平——的前提下，為頂尖大學實施招生綜合評價提供了空間。它打破了“唯分數論”的窠臼，使大學和學生能夠按照教育本質的規(guī)律進行理性的雙向選擇，促使基礎教育從應試訓練轉向滿足大學人才培養(yǎng)的需求；其次，它打破了現行錄取制度下，北大清華對高分段學生的事實性壟斷，使其他985高校也有機會選拔到適合自己的優(yōu)秀學生，從而推動中國優(yōu)質高等教育的整體性發(fā)展；最后，它改變了北大清華的行為激勵方向，促使兩所頂尖大學必須在人才選拔上下功夫，而不用再做無謂的“狀元之爭”，可謂“一石三鳥”。

　　無論大學之間的招生競爭多么激烈，我們都只能去做正確的事情，去做對學生教育和成長有利的事情，因為我們從事的是教育，而不是其他工作。

　　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說到底只是兩所大學下的一盤棋而已，勝負其實無關緊要。但是，由于北大清華在國內國際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大學招生對于基礎教育的影響，從社會角度來看，這盤棋下的不僅沒有必要，反而是有害的。

　　招生也是教育，是教育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基礎教育階段，應當及早幫助學生發(fā)現自己的興趣和人生目標，認識自己和社會，想清楚未來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增加對大學及其相關專業(yè)的認知和了解，形成選擇大學和專業(yè)的預期。大學招生人員要幫助學生實現這些目標，引導他們學會選擇，恪守誠信和道德底線，而不是相反。這項工作需要大學和中學一起來努力，不能等到高考結束之后立即讓學生根據分數做出選擇，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事實上，大學招生人員肩負的責任很大，因為學生正是通過對招生人員的接觸和了解，形成對大學文化和大學精神的最初和最直觀的理解；同時，由于大學在學生心目中的神圣性，大學招生人員的所言所行，會進一步影響到學生對社會的看法和他們的價值觀。無論大學之間的招生競爭多么激烈，我們都只能去做正確的事情，去做對學生教育和成長有利的事情，不能為了結果而不擇手段，因為我們從事的是教育，而不是其他工作。這是一條不能跨越的底線，對誰來說都一樣。（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