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何以對泰戈爾訪華冷嘲熱諷

　　然而，對泰戈爾訪華，魯迅卻也常常冷嘲熱諷，還時不時把泰戈爾作為自己批評國內(nèi)學人的靶子和導火索。

　　1924年5月26日夜，魯迅致信李秉中：“《邊雪鴻泥記》事件，我早經(jīng)寫信問過，無復，當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無暇�！�

　　緣由：北大學生李秉中著一章回小說《邊雪鴻泥記》，托魯迅聯(lián)系出版，魯迅就托胡適幫聯(lián)系商務(wù)印書館。恰泰戈爾訪華，胡適及商務(wù)印書館都忙于接待泰戈爾，無暇顧及此事。魯迅用“當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又似有不信之意。而事實上，1924年4月18日下午，中外人士共約一千二百余人在商務(wù)印書館的圖書館會議室為泰戈爾舉辦了一次規(guī)模宏大的歡迎會，忙于招待，的確無暇顧及一本書的出版。

　　胡適是否參加了這次歡迎會，魯迅并不確定，所以“疑”。但泰戈爾到華后，胡適確是時時出現(xiàn)在陪伴的人群中，所以無暇顧及魯迅所托之事，也是一種可能。若魯迅是相信胡適并非為泰戈爾忙得無暇顧及自己所托之事，而仍“疑”，則就意味深長了。

　　魯迅是批判泰戈爾還是泰戈爾迷？

　　泰戈爾后來訪華的不成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應(yīng)由中國盲目的歡迎者負主要責任，是他們“捧殺”了泰戈爾。魯迅對這些中國學者本就很反感，也一貫反對一窩蜂請外國人來中國“傳教”，于是借題發(fā)揮，據(jù)此批判了中國這些盲目的泰戈爾迷。

　　泰戈爾在華期間，中國知識分子將其置于神位膜拜，一波波名人蜂擁而至，似乎都要沾點仙氣，歡呼的熱浪一陣高過一陣，甚至恨不能將他變成中國人，但他一離開中國，圍繞著他的煙塵也即迅速散去——泰戈爾并未給中國帶來什么改變，而這個不容易改變的中國，卻是泰戈爾夢中的天朝之國。而泰戈爾這個理想的中國，卻是魯迅一直致力于改變的不變的中國。他批評泰戈爾和其中國的歡迎者，也是自然而然。

　　人近而事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紹介了：“嘰哩咕嚕，白云清風，銀磬……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lián)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于還胡涂，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制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現(xiàn)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所以，魯迅諷刺泰戈爾，實際上主要是諷刺那些圍繞著泰戈爾的新月社、現(xiàn)代評論派的紳士雅人，如徐志摩、胡適、陳西瀅等。泰戈爾猶如一面鏡子，在魯迅目前映出了中國文人的“奴性媚態(tài)”，而這種無節(jié)操的國民性，是魯迅棄醫(yī)從文后，一直激烈批判的。

　　泰戈爾、白璧德、杜威都是文化翹楚，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總體來看是積極的，但因圍著他們的中國知識分子先后與魯迅有過論戰(zhàn)，就難逃魯迅的批判。而這些外國名人或出于對東方文明的贊美，或出于禮節(jié)，對中國文化都表示過欣賞。這就引起了魯迅的警惕，因為他認為“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吃人不見血、“割頭不覺死”的“軟刀子”。外國人批判中國文化，他視為同調(diào)，而若一個外國人贊美中國文化，他則要懷疑其真實的動機了。因為“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yǎng)尊處優(yōu)，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贊嘆者，也還可恕的”。泰戈爾應(yīng)屬于“受了蠱惑”，他雖“可恕”，但蠱惑他的中國人則實在可惡。當然，泰戈爾客觀上對中國文化的贊美，其影響，魯迅不會認同，也不會無視。

　�。ㄗ髡邽橥瑵�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教授）

　　閱讀延伸

　　泰戈爾兩度訪華遭遇耐人尋味

　　新文化運動時期，印度文豪泰戈爾及其著作于1915年便被介紹到中國，作品的翻譯版本達三百多種。不過上世紀20年代中期和末期泰戈爾兩度訪華時中國知識分子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態(tài)度，卻是耐人尋味的。

　　第一次訪華廣受歡迎

　　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在上海第一次登上了中國土地， 23日來到北京，在前門火車站，受到了梁啟超、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梁漱溟、辜鴻銘、熊希齡、林長民等一大批中國文化名流的歡迎。在北京天壇，京華知識界為泰氏舉行了盛況空前的歡迎會。

　　這次訪華泰翁非常愉快，回國不久后他寫給徐志摩的信中說：“從旅行的日子里所獲得的回憶日夕縈繞心頭，而我在中國所得到的最珍貴的禮物中，你的友誼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訪華飽受冷落

　　1929年的3月，泰戈爾第二次來到中國。泰戈爾的這次旅行是很不愉快的。大概是世事推移使之，這個時期發(fā)生了全球性的社會思想裂變。泰戈爾一路不倦地宣講他那博愛、寬恕、和平的福音，卻一路受到排斥、譏嘲、冷落。如郭沫若在《泰戈爾來華的我見》中明白宣示：“‘梵’的現(xiàn)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這可以說是泰戈爾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經(jīng)濟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現(xiàn)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chǎn)有閑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chǎn)階級的人士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

　�。▍钦Z 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