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主的“價值模式”與“實踐模式”原理，來認識西式民主的局限性、迷惑性

    把民主模式區(qū)分為價值模式和實踐模式，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自由主義民主與競爭性選舉之間的關系，是價值模式與實踐模式的關系，而且是以實踐模式落實價值模式的關系。這樣，熊彼特當初對“人民主權”的改造，把人民主權置于第二位而競爭性選舉放在第一位，事實上就是以實踐模式替代了價值模式，或者說實踐模式成為第一位而價值模式成為第二位的民主，這無疑是對民主的極大嘲弄。在熊彼特這樣的實用主義經(jīng)濟學家那里，價值上說不清的，干脆就拿說得清的去說事，拿說得清的層面去重新定義民主，從而就有了“熊彼特式民主”或者說“選舉式民主”，把民主等同于選舉，有了選舉就是民主政治。從此之后，羅伯特。達爾和薩托利都是圍繞競爭性選舉去論證自由主義民主的。在達爾關于自由民主政體的七要素中，有四點都是圍繞選舉說事的。

    在西方學者那里，除了把價值模式的人民主權改造或者置換為實踐模式的競爭性選舉，另一個常見的置換就是把資本主義民主置換成自由主義民主。近代民主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之后的事，因此講民主的性質(zhì)首先是資本主義民主，即以“資本”為“主義”的民主，資本主義是民主之錨。這是政治真相。但是真相難以讓人接受，尤其是不能讓大眾接受，而能讓大眾喜聞樂見的肯定是自由，人們討厭資本主義，誰人不喜歡自由呢？然而，自由主義中的自由固然包括一般人都要求的人身權、言論權和結社權，但最核心的還是洛克式的財產(chǎn)權。這樣，自由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性質(zhì)是一樣，都是財產(chǎn)權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就是資本主義民主的真相。而在理論上，財產(chǎn)權即資本權力在自由主義民主那里被“懸置”了，只有大家都喜歡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競爭性選舉。在語言哲學上，將資本主義民主置換為自由主義民主，絕對是西方最偉大的理論成就。西方打贏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即冷戰(zhàn)，主要功勞不是美國的軍事和經(jīng)濟優(yōu)勢，而是話語權優(yōu)勢——話語就是一種權力關系。

    作為價值模式的自由主義民主之所以流行起來并為大眾接受，原因就在于自由主義是一種開啟西方近代歷史的“元主義”，從文藝復興算起，至少有500年以上的歷史。自由主義的核心是保護財產(chǎn)權，這又是西方的法治傳統(tǒng)，即法治主要是保護私有財產(chǎn)的，無論是羅馬共和國、羅馬帝國以至于后來的拜占庭帝國，在最高統(tǒng)治者那里，保護私有財產(chǎn)權都是天經(jīng)地義的。在西方歷史上，法治傳統(tǒng)至少有3000年歷史。而民主，即以普選權為標志的大眾民主，不過是近100年的事。法治3000年，自由500年，民主100年，這就是自由主義民主的歷史脈絡。

    而實現(xiàn)自由主義民主的競爭性選舉的實踐模式，也一直是西方歷史的一部分，從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開始，就有發(fā)達的教會代表選舉程序，選舉出來的教士代表去選舉教皇。神權政治直接影響了世俗政治，十三世紀開始西方就有了議會政治的雛形。有意思的是，那時的選舉政治叫神權政治、君主制或貴族制，這與亞里士多德關于選舉是貴族制的思想一脈相承。但是，在冷戰(zhàn)時期，一般民眾有了選舉權之后便被論述為民主制——何況當時美國黑人的政治權利還沒有基本保障。這再一次證明了那條語言哲學原理，即語言是一種權力關系。

    無論如何，以競爭性選舉而實現(xiàn)自由主義民主，即以實踐模式去實現(xiàn)價值模式，由于二者都根植于西方悠久的歷史文明之中，因此至少到現(xiàn)在，它們尚可匹配——雖然已經(jīng)問題重重。然而，事情正在起變化，競爭性選舉這種實踐模式是基于過去的文明基因，而當基因結構開始變異，即人口成分并不再是過去單一的盎格魯-撒克森人時，競爭性選舉（即黨爭民主）的命運又將如何呢？美國和法國不斷流血的族群政治已經(jīng)是可以觀察得到的信號。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問題主要是未來性的，那么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則面臨現(xiàn)實中的困境。首先，其文化基因中既無法治也沒有個人權利基礎上的自由，但信奉的卻是自由主義民主，成了“無法治的非自由的民主”，結果便是普遍性的“無效的民主”或者“失敗的民主”導致的政治衰敗。其次，很多國家，比如大中東地區(qū)信奉的是伊斯蘭主義民主，但實踐的是競爭性選舉，實踐模式與價值模式嚴重對立，政治沖突勢在必然，不沖突倒是例外。

    重新認識中國民主的價值模式與實踐模式：“民本主義民主”與“治理民主”

    將民主模式區(qū)分為價值模式與實踐模式，有助于理解民主在各個國家的不同境遇。理解了民主的模式才能建設好民主。中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有序的民主政治到底該怎么搞？理論需要正本清源，沒有正確理論指導的實踐必然會付出代價，那就是我們已經(jīng)看到的世界政治亂象。因此，我們必須尋求基于自己歷史文明基因的價值模式與實踐模式。中國民主建設需要借鑒國外民主政治的成功經(jīng)驗與失敗教訓。就本文的語境而言，成敗都與是否與本國文明基因相適應、匹配有關，因此，我們必須分別找出適應、匹配價值模式與實踐模式的文明基因。

    資本主義民主能置換為自由主義民主，與之相對應的便是我們常說的社會主義民主。因為冷戰(zhàn)，“社會主義國家”或者“社會主義民主”已經(jīng)被妖魔化為極權主義或者意識形態(tài)化為威權主義。因此為了便于與世界政治對話，便于別國理解中國的民主政治，我們需要更換社會主義民主的表述方式，或者說社會主義民主需要更加藝術化的或者中國化的表述，形成習近平同志所說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迫切需要。

    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新表述，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第一，這個詞必須能表達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要求，正如自由主義能代表或者能表達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要求一樣；第二，這個詞必須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必須有強大的文明基因的連續(xù)性；第三，與“民主”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性，民主不但有程序民主即林肯說的“民治”，更有本質(zhì)上的關懷即林肯說的“民有”與“民享”。這個概念非“民本主義”莫屬。

    過去常講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民本思想是一種封建主義統(tǒng)治思想，這是片面的。新的研究表明，“民惟邦本”講的是一種先民基于血親關系而組成的親族邑制共同體，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種以親族為秩序的國家形式。即使民本主義是一種封建主義統(tǒng)治思想，也并不因為與民主的人民自主性有張力而不能組合在一起，要知道自由（財產(chǎn)權）與民主（平等權）之間的張力更大，是一種緊張性的政治與經(jīng)濟的關系。具體來說：

    第一，如果說“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為“主義”的，其實也就是以民為中心的，與民本主義的“以民為本”具有一致性。

    第二，民本思想是中華文明基因的核心。中國之所以是中國，中國文明歷經(jīng)五千年而不散并能重現(xiàn)民族復興，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持久的、延綿不絕的民本思想，這是中華文明與其他古老文明的一個重要區(qū)別。看看芬納的三卷本《統(tǒng)治史》，便能更好地理解中華文明的生命力。習近平同志要求“講清楚”：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fā)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的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fā)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xiàn)實基礎。我認為，這些講話包含了文明基因論的重要思想，即社會主義與作為傳統(tǒng)文化核心的民本主義的一脈相承性。

    第三，當民主思想輸入中國之后，從革命家孫中山到毛澤東，再從思想界到普通民眾，實際上都是在以“民主”的語言表達“民本”的思想和訴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就是民本，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也體現(xiàn)了民本思想；國內(nèi)外對普通中國人民主觀的調(diào)查也發(fā)現(xiàn)，70%以上的百姓講的民主其實是民本，以民主的語言去訴求民本。

    基于此，完全有理由將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表述為“民本主義民主”。和自由主義民主有一定的張力關系一樣，即便是按照統(tǒng)治思想來理解民本主義，即民本與民主之間有一定的張力，也并不影響“民本主義民主”思想的成立（何況第一個提出民本主義的梁啟超其實把它視為中國的民主思想）。原因在于：第一，民本主義與民主的本質(zhì)性一面是一致的；第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本主義已經(jīng)有了落地的工具，就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難道不是一種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民主的大概念就是公民參與，而自下而上的參與可能是不平等的，有強弱之分，結果并不必然公正；而群眾路線是自上而下的“逆向參與”，可以平衡自下而上參與之不公正的結構性問題。

    如果說“民本主義民主”是一種價值模式，那么它的實踐模式是什么呢？這可以從歷史和實踐中找到答案。以民為本的思想必然是關心“致治”的，即國家得到治理。從先秦始，中國的致治思想就非常豐富并延綿不絕，康熙說：“致治之道，人才第一”。治理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與民主并駕齊驅(qū)的一個熱詞，在中國已經(jīng)變成國家治理。這樣，以治理為核心的民主可以被理解為“可治理的民主”，簡稱“治理民主”，它是實現(xiàn)作為價值模式的“民本主義民主”的實踐模式�？梢哉f，自古以來中國相對于其他文明古國的強項就是治理或者說治道，治道理論非常發(fā)達。在現(xiàn)實世界政治的比較上，中國的治理要優(yōu)于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因此，以治理為核心的民主，相對于以選舉為核心的民主，具有現(xiàn)實和道德上的比較優(yōu)勢。比如，如果在競爭性選舉意義上比較中國和印度，西方人認為印度優(yōu)于中國；如果在“治理民主”的意義上比較，中國則是印度的老師。

    “治理民主”的構成要素是：參與——國家自主性回應——責任。首先，參與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參與的形式又有諸多的次級實踐形式，比如選舉、協(xié)商、信訪等。其次，自主性回應。回應性是所有民主理論都特別重視的，但是好的、有效的回應一定是建立在國家自主性基礎上的，即國家有能力不受社會的控制；很多國家的“無效民主”，要么是無力回應社會的參與，要么是缺少國家自主性，被社會勢力綁架或俘獲。第三，責任政治。通過國家自主性的選擇性回應，對參與的訴求作取舍，進而作出負責任的決策�！白灾餍曰貞笔恰爸卫砻裰鳌钡淖钪匾卣鳌�

    在當代中國的民主政治中，很多立法和政策過程都充分體現(xiàn)了“治理民主”的實踐。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首先是建立在社會充分參與的基礎上，全面深入地了解社會訴求；其次是決策者有選擇性地作出回應，并不是一概接受；最后是負責的權威決策和政策執(zhí)行。

    相對于競爭性選舉或者黨爭民主，“治理民主”兼顧了民主和治理兩大流行觀念，不能治理的民主是不可欲的。更重要的是，相對于競爭性選舉，“治理民主”是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實踐模式，其中包括次級的實踐模式，比如協(xié)商、分權、自治和選舉。因此，這種實踐模式不僅更能體現(xiàn)民本關懷即民主本質(zhì)，也更具有程序上的真實性和正義性。民主怎么能一選了之呢？相較于選舉，立法和政策實施過程更關乎百姓的切實利益，這個過程的“參與-回應”才能真實地反映一個國家的政治過程，從而更能反映程序的公正與否。

    發(fā)掘出基于自己文明基因的民主的價值模式和實踐模式，開啟歷史的新紀元

    世界政治變化太快，而理論研究尤其是關乎國家命運的民主理論研究，要么跟不上世界政治的變化速度，要么因為政治的特殊需要而被簡單化或者失真化，以便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論說。中國這樣一個有著無與倫比的文明優(yōu)勢的古老大國，自然也要搞民主政治，但是比較歷史和世界政治告訴我們，不與自己文明基因相匹配的民主政治是不可想象的，為此就必須發(fā)掘出基于自己文明基因的民主的價值模式和實踐模式。

    找出基于自己文明基因的民主模式，不但回答了作為“歷史的終結”的自由主義民主為什么在不同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命運的問題，還可能是自由主義民主的一種替代性模式。正如冷戰(zhàn)中美國戰(zhàn)勝蘇聯(lián)依靠的是政治觀念而不是軍事和經(jīng)濟，西方人談論的“中國威脅論”與其說是軍事的和經(jīng)濟的，不如說是政治的。在他們看來，世界上怎么能出現(xiàn)自由主義民主模式的替代者呢？這可是改寫300年世界史的大事，既然“歷史終結”了，怎么還會有歷史的新紀元呢？不曾想，新紀元正在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