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馬克思所處資本主義時代，當代資本主義已發(fā)生了許多難以回避的重大變化，并且這些變化已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有所反映。

　　摘  要：相較于馬克思所處資本主義時代，當代資本主義已發(fā)生了許多難以回避的重大變化，并且這些變化已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有所反映。用唯物史觀對當代資本主義加以批判性的反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認識選擇。在唯物史觀視閾下，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比較分析，從專業(yè)化分工、碎片化思維、符號消費、注重交往、追求承認等五個方面，批判性地反思與客觀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與存在特點，以此加深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應有的理論擔當與責任的理解。

　　關鍵詞：唯物史觀；當代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創(chuàng)新工程“長城學者資助計劃”。

　　作者簡介：歐陽英（1964-），女，湖南武岡人，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天，時代變化和我國發(fā)展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想象”，“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xiàn)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币虼�，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與存在特點的理論研究，已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面臨的重大課題。相較于馬克思所處資本主義時代，當代資本主義已發(fā)生了許多人們難以回避的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已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有所反映，也是人們無法回避的理論事實。恩格斯說：“黑格爾本身也是受自己這句名言支配的：任何哲學只不過是在思想上反映出來的時代內容�！盵1]因此，針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在理論認識上表現(xiàn)出來的種種差別，應充分看到時代內容的變化在其中發(fā)揮的重大影響力。我們應批判性地反思與客觀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與存在特點，以此加深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應有的理論擔當與責任的理解。

　　一、從高茲的“專業(yè)化分工”看當代資本主義

　　1970年代末，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者安德烈·高茲在其重要論著《勞動分工：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和階級斗爭》中深刻分析了社會分工在當代資本主義發(fā)展中所發(fā)揮的重大影響力。高茲從哲學角度全面論證了“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一切異化的根源”[2]，在他看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成了一種強制性勞動，究其根源就在于，“這種強制勞動及其必要性是出于勞動的社會分工”[3].高茲著重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專業(yè)化分工問題，認為，“工業(yè)生產過程中的工作的分工、專業(yè)化和分離不是勞動在資本主義分工的先決條件，而是由大規(guī)模的機器生產的技術強制所必需的�！ぷ鞯乃槠莿趧拥募夹g分工的理性化的結果”[4].針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專業(yè)化門檻不斷提高現(xiàn)象，高茲明確主張，在未來社會中，勞動應該被標準化，降低專業(yè)門檻，實現(xiàn)所有社會成員的共享。

　　社會分工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要內容，馬克思與恩格斯曾明確將社會分工提升到決定所有制發(fā)展階段的高度來加以認識與把握，因為“分工的各個不同發(fā)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5].這樣一來，經過他們的努力，人們清楚地看到，社會分工不僅是經濟領域中的問題，更是關涉社會發(fā)展的重大問題，是人們觀察社會形態(tài)及其發(fā)展的重要指標。由于密切關注社會分工，因此馬克思還專門針對蒲魯東分工理論錯誤加以剖析，這也使人們對其所處時代社會分工特點有了理解。馬克思認為，蒲魯東沒有看到“勞動的組織和劃分視其所擁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決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決定的分工”[6]，因此蒲魯東也沒有認識到社會分工的內容并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會隨著工具的變化發(fā)生相應改變�；谏鲜龇治觯R克思進而指出：“現(xiàn)代社會內部分工的特點，在于它產生了特長和專業(yè)，同時也產生職業(yè)的癡呆�！盵7]由此可見，針對現(xiàn)代社會內部的社會分工，馬克思認為其已經發(fā)展進入到與“特長和專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的階段。在馬克思時代，機器化大工業(yè)生產的興起帶來了新興行業(yè)的爆發(fā)式增長。同時，新興行業(yè)的增長又引發(fā)了行業(yè)細分的加劇，由此一來大批的社會勞動力不再像以往那樣只是小農經濟中自給自足的成員，而是紛紛加入到按職業(yè)進行分工的不同行業(yè)，成為各行各業(yè)的“職業(yè)人”�；诋敃r的社會分工主要以職業(yè)化為內容，所以，盡管馬克思指出現(xiàn)代社會分工帶來了“特長和專業(yè)”的產生，但他格外強調的是職業(yè)化帶來的弊端，即產生了“職業(yè)的癡呆”。這也就是說，針對“職業(yè)人”，人們需要看到的是職業(yè)化所會帶給他的狹隘性，即成為后來馬爾庫塞所描述的受制于職業(yè)與專業(yè)發(fā)展的“單向度人”。

　　高茲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以專業(yè)化為特點，而通過結合馬克思關于“特長與專業(yè)”“職業(yè)的癡呆”的分析，則可以進一步看到，專業(yè)化分工的涌現(xiàn)表明社會生產勞動組織形式發(fā)生了以勞動力專業(yè)細分為特點的重大改變，反映出馬克思曾經提到的“特長和專業(yè)”已被推上支配性地位，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分工的主導力量[8].在分工專業(yè)化的發(fā)展中，生產的精細化發(fā)展和分工的細化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從而使得勞動力的特長和專業(yè)不僅僅是職業(yè)要求，而且是進入某個職業(yè)的先決條件。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必須花費足夠多的精力、時間與智慧，才能使自己成為進入某個職業(yè)的足夠優(yōu)秀的人才。由此一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專業(yè)化取代了職業(yè)化。而且，這種專業(yè)化分工也恰如高茲認為的那樣成了“一切異化的根源”，因為一旦專業(yè)化成了勞動力價值評價的唯一標準，那么任何人就會在絕對的意義上受制于專業(yè)化門檻的束縛。

　　二、從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的“碎片化思維”看當代資本主義

　　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世界里出現(xiàn)了冠名為“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潮。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沖破結構主義的束縛，極力推崇“碎片”（Fragment，亦譯為片斷），認為由于在傳統(tǒng)的結構主義中過于關注結構以及建構，人們實際已將大量的不能包括在結構之中的東西遺忘掉，因此需要打破結構，從碎片中找回被人們遺忘掉的東西。由于碎片只有在解構中獲得，所以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又與解構主義相聯(lián)，它極力強調解構的意義，而不是建構的意義。從找尋的角度來看，結構主義是“由大見小”的過程，解構主義則是“由小見大”的過程。通過解構，人們能夠從碎片中實現(xiàn)“一葉知秋”。本雅明曾鮮明地提出，“建構的前提就是解構”[9].

　　恩格斯曾經深入分析了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出現(xiàn)的原因。在他看來，形而上學思維方式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為傳統(tǒng)的樸素辯證法具有不可回避的局限性，即它“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xiàn)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jié)；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jié)，就看不清總畫面”。因此，“為了認識這些細節(jié)，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lián)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別地加以研究”[10]，這“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11].應當說，恩格斯的上述分析有助于我們今天更深入地理解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碎片化思維的本質。

　　確切地說，“碎片”與恩格斯所說的“細節(jié)”相通，只是看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碎片化思維關注的是總體結構被打碎后（即解構后）遺留下來的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與總體之間已不再簡單的是部分與總體的關系，這些細節(jié)中的某些樣本性碎片可能已蘊含著總體的全部信息，即它們可能本身就是總體全部信息的代表，只不過在外在表現(xiàn)形式上體現(xiàn)為部分。但是，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碎片化思維也會因自身局限而陷入恩格斯所說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困境，因為碎片永遠無法取代總體，過分關注碎片，可能只會遭遇“一葉障目”。關于這一點，正如詹姆遜曾指出的，“在晚期壟斷資本主義世界里，有許多我們的社會生活和生存狀態(tài)這種絕對主體化和碎片化的寫照”[12]，“然而如果我們不能生動地認知我們自己的歷史狀況，就算是文化和文化分析這樣一個任務也會毫無結果：因為我們最沒有資格聲稱說，我們不理解、我們認為那一切都是真實的、我們無法知道自己住在洞穴中”[13].

　　三、從鮑德里亞的“符號消費”看當代資本主義

　　20世紀70年代初，鮑德里亞敏銳地發(fā)現(xiàn)，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物的消費外，還存在一種新的消費形式，即符號消費。他認為，今天的社會已經完全脫離了傳統(tǒng)社會的標志，物已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有用之物和為滿足人們的需要而存在的物，而是作為符號而存在的物。盡管“物的最初狀態(tài)是一種實用狀態(tài)”，但“從結果上看它在多種因素下決定著一種符號的社會價值”。而且“除了作為實用狀態(tài)的物的最初狀態(tài)之外，就是這種具有根本性的符號的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常常只不過是一種實際的保證（或者甚至是一種純粹的、簡單的合理化）”[14].

　　在馬克思時代，生產力水平的局限與物質的相對匱乏致使大眾消費在表現(xiàn)為物的占有與使用的同時，還體現(xiàn)出受到物的限制與壓抑，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工人，都進行著有節(jié)制的物的消費，以便更好地促進社會擴大化再生產。因此，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特點時，馬克思著重強調了物質生產與物質消費之間的矛盾運動，并且主要圍繞物質生產談論消費問題。馬克思認為，“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15]，而且其中生產創(chuàng)造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動力”[16]，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的出現(xiàn)是因為消費不足帶來的。也就是說，“一切現(xiàn)實的危機的最終原因始終是：群眾貧窮和群眾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立，資本主義生產卻竭力發(fā)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fā)展的界限”[17].

　　鮑德里亞在詳細分析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了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在他看來“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是發(fā)展符號形式的分析，就像政治經濟學批判曾經著手分析商品形式一樣”[18].不過嚴格說來，鮑德里亞符號消費觀念的提出并不是對馬克思的物的消費觀念的否定，而只是表明了一種新的消費形式的出現(xiàn)，并且這種消費形式同樣能夠在生產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因此，對于符號消費社會的意義，又可以從兩方面加以展開理解：第一，它的出現(xiàn)表明，當代資本主義正在力圖利用符號重塑消費形象，以實現(xiàn)以消費促進生產發(fā)展的目的。與馬克思所處資本主義時代不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形成了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格局，物的消費已不再是人的第一需求。因此，在此情況下，為了促進生產，就必須重新厘清物質生產與物質消費之間的矛盾關系，不再只是簡單地強調生產的物質消費目的，而是需要提倡通過利用符號消費來促進生產的發(fā)展。為此，符號消費就可以從消費目的的意義上擺脫出來，而成為實現(xiàn)生產增長的重要手段。第二，除了具有文化特征之外，符號本身也具有經濟特征，可以作為消費品來加以消費，因此，深入挖掘符號本身的經濟價值，也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實現(xiàn)生產增長的重要手段。從根本上說，符號消費社會的出現(xiàn)，既是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水平的結果，也成了促進生產力進一步發(fā)展的重要手段。

　　馬克思提出異化概念，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異化主要表現(xiàn)為勞動對象的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人與自己類本質的異化以及人和人的異化等四種重要形式。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由于消費已經逐漸演變成一種簡單的文化符號，而且這種文化符號能夠起到異化人們行為與本質的作用，因而，雖然馬克思揭示的勞動異化現(xiàn)象仍然存在，但同時出現(xiàn)了新的異化現(xiàn)象即消費異化現(xiàn)象。鮑德里亞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消費異化現(xiàn)象主要體現(xiàn)在三方面：第一，人與其消費對象的異化；第二，人與其消費過程的異化；第三，人與人關系的異化。由于勞動是為了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最為重要的活動，因此，勞動異化與消費異化是兩個層次上的異化。盡管勞動異化更根本，但相較而言，人在消費異化中則顯得更加具有自主性，因此，它的殘酷性顯得相對較弱。當然也正因如此，它的隱蔽危害性反而更大。關于這一點，鮑德里亞的闡釋是準確的，即：“如果消費這個字眼要有意義，那么，它便是一種符號的系統(tǒng)化操控活動”[19].

　　四、從哈貝馬斯的“交往”概念看當代資本主義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貝馬斯在思想上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從早期的“認知理論”轉向了晚期的“交往理論”。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問世，促使交往問題以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方式進入人們的視線，人們開始大量地使用交往概念，深入地分析交往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

　　對于哈貝馬斯來說，交往本質上首先是一種行動能力，而不是行為能力，而且只有當交往作為行動能力的時候，它才能夠主動發(fā)揮能動作用，積極構建交往關系和交往關系結構。因此，在他那里，交往行動、交往關系與交往關系結構是分屬三個層次，其中第一個層次是交往行動，第二個層次是交往關系，第三個層次是交往關系結構[20].這三個層次之間是層級遞進關系，其中交往行動最根本，它是交往關系與交往關系結構建立與發(fā)展的基礎。但反過來說，后兩者也會成為前者的活動背景，對于這一點，正如哈貝馬斯指出的，“行動狀況構成了參與者生活世界的中心；行動狀況具有一種運動的視野，因為它是通過生活世界的復雜性表現(xiàn)出來的。在一定方式下，生活世界，即交往參與者所屬的生活世界，始終是現(xiàn)實的；但是只是交往世界構成了一種現(xiàn)實的活動的背景”[21].此外，哈貝馬斯對于交往關系結構的關注主要體現(xiàn)為強調程序與制度的重要性，認為“商談性政治的成功并不取決于一個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體公民，而取決于相應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預設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商議過程與非正式形成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作用�！盵22]由此一來，通過研究交往，哈貝馬斯最終主張建立商談民主政治。其特點是，將規(guī)范性寓于民主過程之中，用法治來調和權力和利益之間的平衡，將政治性意見和意見形成的過程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看來：“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盵23]因此，在他們那里，交往的主要特點是受制于生產，其主要功能是為生產服務，其中心內涵是為了進行生產而從事的有目的的人際間活動，是人的社會性的重要體現(xiàn)。但是，在當代交往行動理論創(chuàng)始人哈貝馬斯那里，交往并不是與生產相聯(lián)的，它已經成為抽去目的與內容的形式上的行動本身，人們有時甚至可以直接進行為交往而交往的交往活動。哈貝馬斯明確提出“交往生產力”概念，也就是說，在他看來，交往本身就可以產生生產力，無須通過生產而產生出來。

　　社會關系之所以呈現(xiàn)出層級關系結構，從本質上說并不是社會結構自身的演化結果，而是與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緊密相關，反映出社會生產力尚未達到足夠高的水平，由此一來所提供的物質資源只會呈現(xiàn)出相對匱乏的局面，需要通過人與人之間保持高低有別的層級關系來保證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從人的社會性角度來看，交往行動無疑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是人類社會存在的根本。但是，當由于物質的匱乏而需要保持層次關系結構時，交往行動實際是嚴重受限的，此時交往行動更多地發(fā)生在層級內部，不同層級之間的交往行動是極少發(fā)生，乃至很難發(fā)生，這一點就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指出的“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關系如何；這是一種與他的個性不可分割的品質”[24].簡單地說，馬克思與恩格斯所揭示的階級斗爭就是層級間交往關系難以形成，層級關系固化與斗爭白熱化的結果。馬克思指出“分工的規(guī)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25]，因此，在他那里，勞動分工不僅是與生產力相聯(lián)，而且還是階級劃分的基礎，它決定著階級的產生，制約著不同階級之間的關系，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源。

　　五、從霍耐特的“承認理論”看當代資本主義

　　20世紀80年代中期，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提出了“為承認而斗爭”這一著名口號。針對承認問題，人們一直強調這是關注主體間性的一種重要反映[26]，但從深層次上看，這也表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xiàn)了一種以追求他者承認為內容的新型社會價值觀。

　　在《為承認而斗爭》一書中，霍耐特專門提到其承認理論來自于黑格爾。但是如果仔細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承認問題在馬克思那里同樣受到重視。從馬克思一直倡導評價尺度重要性的角度來看，承認問題是馬克思一生理論思考中的一個基本問題[27].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異化思想，是對承認問題加以重視的重要結果。在馬克思所處資本主義時代中，勞動和勞動者的價值沒有受到人們的普遍承認，因而馬克思的研究重點是肯定與承認勞動的價值與勞動者在勞動中的價值，并由此揭示勞動中的承認關系被嚴重扭曲而造成的勞動異化這一基本事實。馬克思認為盡管亞當·斯密也在談論勞動及其價值，但只有黑格爾抓住了勞動的本質，“他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28].而所謂的“人的自我確證”就是關于人的自我承認的另一種表述。因此，正是通過充分肯定勞動對于人的本質的確證意義（即承認意義），馬克思正確確立了勞動與勞動者的價值。按照馬克思的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自由本質已被全部否定，這樣一來“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于他的本質；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勞動的異己性完全表現(xiàn)在：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29].由于工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承認關系是嚴重扭曲的。也正因如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表現(xiàn)出的就是勞動異化，也就是說，在這種勞動中勞動者既無法實現(xiàn)自我肯定，也不會感到幸福，甚至在肉體與精神上都備感難受，因此勞動者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只想逃避這種勞動。

　　霍耐特建立承認理論的方式反映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承認問題上與馬克思關注的內容之間有所差異。在馬克思時代，承認問題主要涉及勞動以及勞動者被貶低、輕視與異化問題；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承認問題主要涉及帶給人們的心理疾病問題。在馬克思那里，承認問題是與勞動與勞動者相聯(lián)；而經過霍耐特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承認問題是一個普遍性問題，任何人都會面臨由于承認問題帶來的心理困惑與焦慮。當霍耐特強調為追求他者的承認而斗爭時，是在講發(fā)生在主體間的承認，因而這種承認預設的前提是任何個體的存在都離不開他者以及他者的承認，由此一來追求承認表明的就是一種新型社會價值觀，其內容是明確的，即追求他者的承認與認同。這表明以不承認與不認同他者為內容的歧視已經充斥著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勞倫·朗格曼曾強調，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圈內之人”與“圈外之人”是身份認同最為明顯的區(qū)分界限，為此大量的人掙扎于身份受到排擠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30].

　　六、結語

　　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分工是迄今為止歷史的主要發(fā)展力量之一”[31]，因此，社會分工的重要性還可以提高到決定歷史發(fā)展的高度來加以認識。由此一來，從唯物史觀視域出發(fā)，針對專業(yè)化分工、碎片化思維、符號消費、注重交往、追求承認五個方面，又需要做出進一步的區(qū)別對待，應當從中找出專業(yè)化分工所發(fā)揮的核心性作用。經過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以下四點：第一，碎片化思維是對在專業(yè)化分工下每個個人只可能把握到與自己直接相關的碎片的一種認識論上的被動性選擇，用詹姆遜的話來說，人們“都被封鎖在他或她自己的私自語言中、囚禁在那些擁擠的單子行列中，而這些正是內在于我們體系中的社會碎片化的結果”[32]；第二，符號消費是專業(yè)化分工帶來的生產力巨大發(fā)展的重要結果，這正像鮑德里亞所強調的，“消費世紀既然是資本符號下整個加速了生產力的進程的歷史結果，那么它也是徹底異化的世界”[33]；第三，注重交往是專業(yè)化分工的發(fā)展導致社會關系區(qū)隔化帶來的新的人際關系需求。德勒茲曾闡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關系正在經歷“區(qū)隔化”“解區(qū)隔化”與“再區(qū)隔化”的發(fā)展過程[34]，而注重交往就是力求實現(xiàn)“解區(qū)隔化”的過程，在此人們可能難逃在“解區(qū)隔化”之后又被“再區(qū)隔化”的困境，因為在專業(yè)化分工的情況下“區(qū)隔化”已成為社會關系的根本形態(tài)；第四，承認問題的脫穎而出是專業(yè)化分工區(qū)隔了每個個人的勞動及其成果帶來的新型社會價值觀，用霍耐特的話說即是，“個體不再把他們與社會標準一致而取得的成就和因此而受到的尊重歸因于整個集體，相反，他們可能肯定地將它們歸因于他們自己”[35].

　　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誕生算起，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到今天已有170多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發(fā)展中，時代在變化，思想也在變化，而思想的變化又是時代變化的反映。因此，通過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思想差異的比較分析，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思想的變化，更是時代的變化。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在不斷深入地認清當代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與存在特點的基礎上，能夠得到更加充分的發(fā)展與推進。在此情況下，批判性地反思與客觀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與存在特點，成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無法回避的理論擔當與責任要求。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1.

　　[2][3][4] André Gorz，The Division of Labor[M]. England： The Harvester Press， 1978. p.vii，p.56，p.168.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8.

　　[6][7][23][24][28][29][3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2，629，520，571，205，159，551.

　　[8] 歐陽英.唯物史觀視域下專業(yè)化分工的涌現(xiàn)及其影響力[J].哲學動態(tài).2017，（4）.

　　[9] Walter Benjamin，The Arcades Project[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70．

　　[10][11][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5，396，632.

　　[12][13][32] 詹姆遜.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和全球化[M].王逢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42，243，242.

　　[14] J.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M].St.Louis，Mo.： Telos Press，1981，p.29.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6.

　　[18] J.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M].St.Louis，Mo.： Telos Press，1981， p.143.

　　[19] 尚·布希亞.物體系[M].林志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3.

　　[20] 歐陽英.關于交往概念的綜合理解——由哈貝馬斯交往理論引發(fā)的深入思考[J].世界哲學，2018，（2）.

　　[21] 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2卷[M].洪佩郁，藺青，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171.

　　[22] 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M].童世駿，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371.

　　[26] 王鳳才.為承認而斗爭：霍耐特對黑格爾承認學說的重構[J].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10，（3）.

　　[27] 蘭德.作為一種唯物主義方案的承認倫理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62-274.

　　[30] [美] 勞倫·朗格曼.作為身份認同的全球正義：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動員[J].歐陽英，王禾，譯.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4，（4）.

　　[33] 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224

　　[34] 凱爾納，等.后現(xiàn)代理論[M]. 張志斌，譯.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1：112-114.

　　[35] 霍耐特.為承認而斗爭[M].胡繼華，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