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在《中華讀書報》發(fā)表文章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巨大的社會變遷過程中，人的道德觀念和社會道德生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不少值得重視的問題。這些問題簡單地加以概括，就是市場法則對道德領域的侵入造成了人們道德觀念的迷失，導致人的意識的商品化與人際關系的商品化，以及自私意識的合理化。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和中華文明的道德精神受到了嚴重病害，這是具有根本性的問題，政府必須加大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道德生態(tài)水平是衡量社會發(fā)展和生活質量的標尺，應該與GDP一樣，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度量指標。

　　在中國歷史上，佛教、道教都是出世主義的宗教，而儒學不是有組織的宗教，因此與基督教國家由宗教負責社會教化不同，在我國歷史上政府必須承擔社會人心的教化職責，這是中國的重要國情。中華文化是道德教化的重要資源，政府應當從根本上樹立“中華民族心靈建設”的觀念，大力支持國學的傳播和普及。在現代社會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可以與廣泛的教育領域結合，使中國文化的道德價值通過教育途徑，植根于廣大民眾與青少年的心靈。政府應以一種固定化的制度性形式，以確定和保證中華文化的價值、美德成為學校德育的基本內容。社會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與經典傳習活動近年也開始流行，應當受各方面的支持。這些都是富有積極意義的社會教化，支持國學傳播和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不僅具有重要的中華文化傳承的意義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義，也同時有改善社會道德風氣的現實意義。

　　在我國，政府是引導經濟活動的主要力量，因此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結合，不僅要體現在一般的教育教化，還應貫徹到經濟活動的懲惡揚善。這樣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才是硬道理。目前，我國經濟活動中有一個突出問題，即經濟活動與道德的嚴重背離。

　　經濟活動與道德的嚴重背離，其原因，除了市場經濟自身的商業(yè)化導向作用與人的私欲膨脹外，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對經濟學、經濟活動，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本身有偏差所致。亞當·斯密既寫了《國富論》，又寫了《道德情操論》，認為人不僅是經濟人，也是道德人，強調經濟學與倫理學有本質的聯系，認為人在遵從經濟理性以從事經濟活動的同時，還要考慮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完善個人的美德。這一思想的結論是，不能把市場交易的行為規(guī)則變成唯一的交往行為規(guī)則，把“自利最大化”當成人類行為的唯一法則。當代經濟學如果缺失了倫理道德的視野，只強調自私自利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只突出以理性的計算達到最大利益，其影響就會把人簡單化為商品化交往的經濟人，瓦解了社會的公序良俗和基本道德。這是造成我們今天社會經濟領域諸多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

　　誠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誠”作為道德概念不只是誠實守信，不是只強調遵守借貸契約關系，而是包含真誠待人、反對欺詐，“誠信經濟”才能更廣泛地突出道德對經濟的引導。所以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結合體現在政府施政，必須在強調法治經濟的同時，大力提倡誠信經濟、良心經濟；對于經濟活動，在強調循法治、守契約的同時，強調講道德，雙向規(guī)范經濟行為，才能從根本上確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理解和指導。（江南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