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jié)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這次活動之所以能取得明顯成效，原因就是我們堅持言必信、行必果，認認真真管，實實在在嚴。這說明，只要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而不是管一陣放一陣、嚴一陣松一陣，就沒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問題，就不至于使小矛盾積重難返、小問題釀成大患。”“作風有所好轉(zhuǎn)，‘四風’問題有所收斂，但樹倒根存，有些是在高壓態(tài)勢下取得的，僅僅停留在‘不敢’上，‘不想’的自覺尚未完全形成。”“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這是中央總結(jié)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所取得的寶貴經(jīng)驗，這條寶貴經(jīng)驗在今后的作風建設(shè)與反腐敗斗爭中必須長期堅持，一以貫之。

　　我們看到，自十八大以來，中央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反腐敗斗爭運用的是一套組合拳，這套組合拳立竿見影、拳拳生風：不糾正“四風”，廉潔從政的吏治環(huán)境就無從談起；不“打虎滅蠅”，反腐敗斗爭的高壓態(tài)勢就無法形成；不踐行群眾路線，“為民、務(wù)實、清廉”就會成為一句空話；不加強理想信念教育，風清氣正的大好局面就不能實現(xiàn)并長期保持。

　　治吏重在治心，防腐重在拒腐。制度和思想上的拒腐防變，才是反腐防腐的最高境界。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懲治腐敗是下了重典的，對貪官動則處以梟首和剝皮示眾的酷刑。然而，如此并沒能有效地遏制腐敗，明朝從建立到滅亡，腐敗現(xiàn)象一直如影隨形，如割韭菜一樣越反越腐。究其根源就是朱元璋反腐采取的是人治，不是法治，更不是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這個歷史教訓(xùn)至今值得我們深思。對于官員的官德建設(shè)，唐太宗李世民深諳“治人必先治其心”的道理，他令諫官魏征等人整理傳統(tǒng)文化之精要編撰而成一部資政巨著——《群書治要》讓官員學(xué)習，這部巨著成為了“貞觀之治”的治世寶典，對唐代乃至后世的官德、民風影響深遠。同時，它也給我們今天的反腐倡廉以有益的啟示。

　　官員腐敗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導(dǎo)致腐敗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公權(quán)力的私用，二是制度的不健全，三是思想防線的松懈�，F(xiàn)在，我們以“有腐必懲、有貪必肅”著力實現(xiàn)“不敢腐”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同時我們還要通過“強化制度建設(shè)和監(jiān)督管理”實現(xiàn)“不能腐”，通過“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實現(xiàn)“不想腐”。如果不是這樣，反腐敗的成果就難以鞏固，就會進入“邊反邊腐、邊腐邊反、前腐后繼”的怪圈。當然，這并不是說達到了“不想腐”的境界之后，就不需要“不敢腐”的高壓態(tài)勢和“不能腐”的制度保障了，而是要做到打防并舉、懲教結(jié)合，使反腐敗實現(xiàn)從制約到自覺的根本性轉(zhuǎn)變。也只有如此才能實現(xiàn)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潔政治目標。

　　反腐務(wù)必從嚴，斬草定要除根。把權(quán)力關(guān)進籠子，首先要編織好籠子。也只有如此才不至于讓“四風”和腐敗“樹倒根存”。解決“根”的問題，既要靠思想，也要靠法度。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這在黨的歷次全會絕無僅有，“依法治國”被提到如此高度，一方面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需要，同時也預(yù)示著一個作風建設(shè)制度化、反腐防腐法治化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