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不出意外，隨著反腐效應的發(fā)酵，房地產商也成了“高危職業(yè)”。據(jù)今天（11月13日）《華夏時報》的報道統(tǒng)計，在廣東、湖北、重慶、四川、云南等地，僅今年被公開曝光牽涉官員落馬案的房企老板就超過10個。

　　文章援引了深圳一位房地產行業(yè)從業(yè)者的評價，該人士稱，“基本上只要有官員落馬的地方，就會有地產商被牽出來”，“在反腐高壓態(tài)勢下，地產成了高危行業(yè)，令地產商坐立不安，隨時都有可能出事，導致有些地方小房企對依靠關系拿的地，不敢動工開發(fā)”。

　　這只是大體描摹。對于土地腐敗之嚴重，房產開發(fā)領域官商勾結之緊密，已經有太多具體案例向公眾做了展示。被稱為“影子地主”、“地產大佬”的廣州原副市長曹鑒燎于今年7月落馬，隨后的各種新聞追蹤顯示，他土地斂財涉案金額近三億，“兩地產老板涉曹鑒燎案滯留境外”。幾乎與此同時，洛陽市副市長郭宜品與當?shù)胤康禺a商組團失蹤，引發(fā)了當?shù)爻錆M黑色幽默的地毯式追捕，也引起了一場針對官商勾結的輿論圍觀。

　　如果說在漸進式改革的過程中，各個領域都生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團，土地流轉、審批、開發(fā)領域的利益集團則是最具典型性和能見度的一個。它最清楚地展現(xiàn)了利益集團的兩個特征，一是權力和市場結盟，一面通過權力獲得公共資源，一面通過市場變現(xiàn)；二是完成了權力對市場的規(guī)制和主導，剔除了市場公平性規(guī)律，保留了市場的私人化收益，最終導致市場的附媚和扭曲。除了對市場本身的破壞性改造，這個過程還助推了土地財政的惡化和房地產泡沫的擴大，常常直接或間接引起征地糾紛、補償矛盾、群體事件、強力維穩(wěn)，并在更廣義的層面上扭曲了社會分配。

　　可以說， 官商勾結的出現(xiàn)、利益集團的形成，是半管制、半開放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的結果。之所以在房地產領域尤為嚴重，是因為過去十多年正值土地充分資本化、房地產業(yè)火箭上升的時段，房地產成為了切分財富蛋糕的最佳通道之一，故此被“選中”。這其實意味著，除了以房地產項目為抓手進行反腐的作為之外，還應在更宏觀的意義上拆解這種官商同盟，從根本上遏制他們隨時找出口的沖動。

　　拆解這個同盟，意味著重塑權力倫理和市場環(huán)境，其目標的達成和中國改革的程度和效果是同步的，肯定不能靠哪個專項改革一招制敵。但對于眼前能夠做到的事情，曹鑒燎的案例或許可以給出一些啟示。新聞報道稱，曹鑒燎任增城市委書記時，手握“三舊改造”項目審批權力，“符合政策的項目，他可以壓著不辦”，直到“所有人——主動或被動的——和曹鑒燎在地產行業(yè)中的代理人達成合作意向”；“曹鑒燎主要利用其在珠江新城、增城掛綠湖等項目開發(fā)過程的絕對主導權力，在土地上給予‘關系戶’開發(fā)商拿地和經營的傾斜”。審批權力的高度集中，一把手的決策的家長化，都使得官商聯(lián)盟獲益的沖動能輕易找到出口。要先改變這種現(xiàn)狀，才能為治本的改革贏得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