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冤案，被關押了21天。25歲的蔣小兵(化名)陷入了人生低谷，原本活潑開朗的小伙再也快樂不起來。針對此案，今年6月23日廣東省公安廳認定東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未依法進行審查”，“違法行使偵查職權，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對賠償請求人采取拘留措施”，應當對賠償請求人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目前，5689.56元的國家賠償已經到位。蔣小兵的母親鄒女士希望警方能賠禮道歉，讓兒子重拾信心。但針對家屬希望警方賠禮道歉的要求，警方一負責人稱：“如何恢復名譽，怎樣賠禮道歉是個問題�！�

　　辦了錯案，導致無辜者被關21天冤獄，即便受害者不明確要求警方為其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出于對受害人的安撫和對自己錯誤的反思，負責任的警方都應主動向受害人賠禮道歉，詳解出錯原因，以取得受害人和其家屬的諒解，這也是最基本的道德人文，但這起錯案，盡管上級公安機關已經明確認定并要求東莞警方向蒙冤者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在國家賠償也已經到位的情況下，就這一項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東莞警方卻遲遲不予兌現(xiàn)。

　　按照東莞警方的解釋，盡管根據國家賠償法規(guī)定，警方“應當在侵權行為對賠償請求人生活、工作造成影響的范圍內，以適當方式為其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但對于何為“適當方式”，是公開道歉、口頭道歉，還是書面道歉？規(guī)定并沒有具體明確，實際上這種解釋純屬敷衍。其一，因為自己的錯誤或失誤給他人造成傷害或損失，賠償與道歉是最基本態(tài)度，也是對被傷害或遭受損失者最基本的尊重。而作為國家執(zhí)法部門，因為自己多項違規(guī)讓無辜公民被錯誤關押21天，給當事人造成多重創(chuàng)傷，在對其已經做出國家賠償?shù)那疤嵯拢鳛榫唧w辦案的東莞警方，更應主動向其賠禮道歉。

　　其二，東莞警方糾結于“適當方式”無法具體操作，實際上是在回避自己的錯誤和責任，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只要能獲得受害人接受和諒解，都是“適當方式”，警方不僅對受害人的道歉要求缺乏尊重與溝通，反而態(tài)度強橫，本身就沒有認錯的誠意，又何談道歉的方式。其三，國家賠償與向受害者道歉是不同感念，賠償只是對各項損失的一種“彌補”，而道歉則體現(xiàn)出對自己所犯錯誤給他人帶來傷害的認識和態(tài)度，以國家賠償已兌現(xiàn)為由拒絕向受害人道歉，既是對受害者人格的不尊重，也沒有認識到自身錯誤的危害后果，更不會對錯誤深刻反思確保類似錯誤不會再犯。

　　其實，賠償容易道歉難，在執(zhí)法部門尤其是公安機關錯案追究中非但不鮮見，甚至還成了某種“規(guī)則”，只要受害人不要求警方賠禮道歉，警方甚至可以多給經濟補償，2013年轟動全國的“上訪媽媽”唐慧訴湖南永州市勞教委行政賠償案，經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唐慧勝訴。唐慧提出所有經濟賠償包括1000元精神撫恤金在內，均得到高院的支持，然被唐慧最看重的書面道歉，卻沒有出現(xiàn)在判決書內，而此前唐慧律師就爆料，只要唐慧不要求永州市勞教委書面道歉，經濟賠償要多少都可以“商量”。盡管東莞警方沒有明確表示多賠錢不道歉，但從對當事人家屬的態(tài)度以及知情人所透露警方的“苦衷”來看，不道歉的意思非常明顯，因為“前任領導做出決定造成了冤案，讓現(xiàn)任領導來背黑鍋去道歉，你說誰愿意��？”

　　在坊間或社會中，如果道歉可以替代經濟賠償，很多因錯造成后果的責任人恐怕會求之不得，但在警方或某些政府部門眼里，一句誠懇的道歉為何就這么難，其中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無論賠償多少都是“國家出錢”，有錯也是部門單位的錯，不會牽涉到具體責任人。而且在賠償數(shù)額方面，權力有足夠靈活的操作空間，能夠輕易花國家錢給大家買平安，對于部門領導無疑最“劃算”。二是一旦向當事人賠禮道歉，就意味著承認有錯誤，追責就必不可少，否則，輿論會質疑警方道歉的誠意，弄不好還會被監(jiān)管部門“打破砂鍋問到底”，會直接影響相關責任人的仕途利益。東莞警方糾結道歉“適當方式”不明是假，真正擔心的是道歉之后的責任追究。

　　既然是“錯案”，并且已經得到糾正，上級公安廳更明確要求東莞警方應當對賠償請求人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出于對自己對所犯錯誤的反思和接受教訓，更為了尊重和安撫受害人，東莞警方無論采取任何方式都應當向被關21天冤獄的受害人作出誠懇道歉，已取得受害人的諒解，讓受害人更能體會到法治的公平和文明，且有錯必糾也更能保證今后類似錯誤不會再犯，須知沒有道歉的國家賠償無意義，更體現(xiàn)不出法律的正義與公平，有賠償、有道歉、有追責才能讓執(zhí)法機關的形象更光鮮、更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