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徐玉玉事件”引發(fā)社會廣泛關注。記者調查發(fā)現(xiàn)，基數(shù)龐大的電話擾民事件仍然每天都在發(fā)生，不少電信詐騙犯罪就“藏身其中”。一些被用戶標記了上萬人次的騷擾電話，仍在瘋狂擾民甚至害人。面對公眾的“吐槽”，一些通信運營商卻少有作為，暴露出監(jiān)管方面存在不足。（8月29日新華社）

　　被用戶標記了上萬人次的騷擾電話，仍在瘋狂擾民甚至害人，電信企業(yè)的不作為是重要原因，其主要表現(xiàn)，一是以“我付費我使用”為擋箭牌，明知是騷擾電話卻放任其恣意橫行；二是明知是假冒的“10086”“110”等號碼，卻任由改號軟件通過電信平臺透傳；三是公然有令不行，把落實工信部電話實名制當成耳邊風，實體運營商與虛擬運營商利益合謀，為促進銷售，任由歸屬地和用戶不明的170/171號段成為電信詐騙“重災區(qū)”。

　　種種不作為表現(xiàn)，究其實質，都是利益驅動使然。為了擴大市場份額，追求利潤增長點，獲取更多經(jīng)營收入，不惜讓電信通信平臺成為騷擾電話擾民害人的載體，不惜讓電信業(yè)務成為詐騙分子違法犯罪的幫兇甚至“內鬼”。2015年央視“3·15”晚會聚焦騷擾電話為何如此瘋狂時，就曾直指，中國移動、中國鐵通在為騷擾電話提供各種支持，甚至給“10086、110”之類的詐騙電話一路開綠燈，即使發(fā)現(xiàn)詐騙電話顯示虛假主叫號碼，仍然允許透傳。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作為個人，應該誠信立世。作為企業(yè)，尤其是事關公益民生的大型公用事業(yè)國企，電信運營商更應誠信守法經(jīng)營，樹立一份社會責任感，不能將社會效益遠遠拋諸經(jīng)濟效益之后，讓商業(yè)利潤蒙蔽淪喪了應有的業(yè)界良知。

　　一些電信企業(yè)懈怠失職，淪為騷擾詐騙電話的幫兇乃至“共犯”，導致廣大電信用戶的消費者權益受損，它們可謂是難辭其咎，其責難逃。

　　從合同法角度來說，“持續(xù)改進電信服務、提高電信服務質量”是電信運營商應盡的法律義務，其對阻止騷擾電話不作為，讓廣大用戶蒙受各種精神傷害和財產損失，涉嫌嚴重的合同違約行為，有違消費者通信安全“守門人”的身份，應按因果關系和過錯責任情況，承擔違約賠償?shù)拿袷路韶熑�。這方面，已有“電信服務違約應擔責”的司法判例，如去年7月，廣州天河法院對一起“改號”電信詐騙案作出判決，判令廣州電信承擔違約賠償1萬元。

　　如果說加強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提高人們警惕心和識騙防騙能力，形成長效機制，可讓電話騷擾、電信詐騙無機可乘，那杜絕提供平臺載體，斬斷依附于電信平臺的各種灰色“利益鏈條”，避免電話騷擾詐騙恣意橫行，更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唯有建章立制，依法確立電信企業(yè)兜底責任，對電話騷擾詐騙造成的消費者損害，進行違約賠償或者連帶責任先行賠付，甚至依法進行刑事追責，才能真正起到震懾促動效應，倒逼電信企業(yè)提升自律、服務和質量意識，堵住電信運營管理“漏洞”，進而有效防范電信騷擾詐騙愈演愈烈，有效保障人們的正常通訊權利，維護好健康安全有序的通信消費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