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兩則新聞引人關注：一則是四川彭州一老人誣指某學生將其撞倒，在公安調取監(jiān)控畫面后，學生得證清白，他和家長都表示不再追究此事。另一則是廣州檢察官楊斌轉行做律師，但因缺一段無犯罪記錄的證明，至今未獲得準予實習的登記，她已向當?shù)胤ㄔ禾崞鹦姓V訟，狀告“頂頭上司”廣州市律師協(xié)會。

　　兩位當事人都遭遇了不公待遇，但在追究法律責任方面，兩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應對方式�；蛟S，不少人的思維定勢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寧人算啦。但事實上，較真的做法恰恰可能會改變故事的結局。

　　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人們越來越關心各種與法律有關的社會現(xiàn)象，但很多討論都不了了之，無法就法律責任達成共識。一個原因是，在處理善后時，許多人習慣于私了，較少尋求法律的裁決。但此類事件如果只是在網上展開一場道德爭論，肯定不利于我們從個案中習得教訓，難以避免類似事件重演，并進而影響社會公序良俗。厘清責任，尤其是法律責任，才可以避免“破窗效應”。例如，就第一則新聞的當事人而言，這位四川彭州學生在采訪中表示還會做好事，但也提到自己知道這里“有監(jiān)控錄像”。假如該學生不知是否有錄像時，是否還會不顧后果地做出善舉，其實也是值得打個問號的。

　　對助人者是否會因被訛詐而予以賠償，我國有相關法律規(guī)定。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訛人者假如不能舉出有關證據，則無法要求他人予以賠償。但如何處理訛人者惡意撒謊的問題，始終處在一個相對的法律空白，也是公眾不滿的一大槽點。近日，北京市政府關于《北京市院前醫(y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提出，患者及其家屬不得捏造事實向提供幫助的人惡意索賠，因惡意索賠侵害幫助人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是我國嘗試針對“好心救助反遭誣陷”現(xiàn)象所出現(xiàn)的一次立法回應。對此，社會輿論點贊聲頻頻，就說明了希望用法律來解決此類問題的期待。

　　法律確實常常落后于社會現(xiàn)實。但并不是說，面對新問題法律就束手無策、聽之任之，相反，要推動加快法律追趕社會現(xiàn)實的腳步。而這就需要一個發(fā)起推動的源頭。立法部門固然掌握立法重權，但對于社會現(xiàn)實的點點滴滴，其觸角和敏感度遠遠不如每一個公民；而從法律程序上來看，假如當事人不提起訴訟，很多案件也難以被立案。正因如此，法治社會需要多方面的參與主體，立法機關、執(zhí)法部門、法律界、事件當事人，等等。如果缺乏公民對法治的參與，甚至缺乏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愿，構建法治社會就缺少一個重要的起點。

　　發(fā)端于個體的訴訟之路并不平坦。例如，多年前一起“四川三個兒童扶老人被訛”的案件，之所以能夠峰回路轉，依靠的是孩子家長舉著牌子一個個尋找證人的努力。但事實也證明，這種努力是有效的。所以，當事人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在追究他人法律責任面前，能否多一點較真的態(tài)度，甚至是如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那種就是要“討個說法”的執(zhí)拗勁兒，很可能會改變故事的結局。而當較真的人越來越多，本身就會推動法律的進步，進而構成對社會不良現(xiàn)象的抵制和糾偏。

　　當然，除了“不惹官非”的傳統(tǒng)思想，訴訟成本高也是很多人望而卻步的重要原因。不過，隨著司法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訴訟制度正在逐步趨于完善。而重要的是，當每個人真正敢于邁出“法庭上見”的步伐，才能聚合出法治社會前行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