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籍農民工史某在佛山一家建材公司工作，2009年因意外工傷后，由于用人單位沒有給他辦理職工社保，6年來他沒有離開過維權打官司。第一場官司，從工傷認定到傷殘鑒定再到仲裁和法院判決，耗時近兩年。第二場追討工傷醫(yī)療費，從仲裁到一審法院再到二審法院，耗時兩年。第三場官司再討工傷待遇，耗時兩年多，今年3月法院才作出判決支持史某的請求。好在有工會律師不離不棄，幫助他打官司。（12月22日《南方工報》）

　　上海龍文教育信息咨詢有限公司的一位女職工，2013年因懷孕，醫(yī)生建議休息保胎。她9月和10月兩次向領導口頭告假，10月公司將其“除名”，并拒絕出具解除勞動合同的手續(xù)。這位女工的公公退休前是一家公司的黨委書記，見過世面知道要依法辦事。他咨詢關于女職工生育保護的各種法律規(guī)定，收集證據，做足了“功課”。從2014年4月第一次仲裁開庭，經三次仲裁、兩次法院判決，一次解除勞動合同一次性賠付的調解，他代理兒媳打維權官司一年多。女職工最終獲得賠償共計17.9萬多元。（12月20日《勞動報》）

　　在北京某電器廠工作的周某，入職11年，年年是先進，去年1月風濕病再次復發(fā)，他覺得泡病號給公司當累贅影響不好，就提出辭職。他聽說公司沒有給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就找到公司詢問補償的事，沒想到公司推脫。他與公司對簿公堂時，才得知公司悄悄改名稱，職工已變成派遣工。幸虧有公益律師的法律援助，總算仲裁得以立案。官司打了一年多，仲裁作出裁決，電器廠和勞務派遣公司按各自的責任，共應付周某的各項經濟補償17945元。（12月22日《勞動午報》）

　　從勞動爭議案例看，有些勞動爭議維權官司，沒有精通法律的人士幫助，勞動者維權真是太難了！

　　勞動爭議官司，處理的原則之一就是要及時。但既然要依法解決糾紛，就不能失去法律的公正，而“公正”則需要一定的程序用時間過濾。所以，依法解決勞動糾紛，維權者必須要支付時間成本。公益律師和工會法律工作者對職工維權的法律援助，大大降低了勞動者維權的成本。懂法的人代理職工打維權官司，不僅解放了勞動者全部身心放在官司上的精力，也彌補了當事人法律知識的儲備不足，更減少時間成本對勞動者的傷害。因此，說工會對職工開展的法律援助維權工作善莫大焉。

　　應該看到，工會幫助職工維權，若要等到勞動爭議形成后鬧到對簿公堂時才出手，從實際情況看，工會的法律人才隊伍的整合，還不具備對維權職工的普惠能力，目前仍是“典型引路”階段。多數職工遇到勞動爭議時，要不然衡量利弊后放棄維權，要不然還是自己“赤膊上陣”——遇到復雜一些的勞動爭議，面對用人單位聘請的律師，會處處受制。雖然打勞動爭議官司基本上不收取立案和審理費，但勞動者自己聘請律師的費用，卻也不菲。

　　最好的降低維權成本的辦法，還是發(fā)揮基層工會監(jiān)督身邊用人單位遵紀守法的作用，對用人單位不法行為、逃避法律責任的行為及時提出批評建議，在勞動爭議冒頭時就能掐滅或及時調解，把打勞動爭議官司縮減到最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