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到12日，近300名農民工圍堵了位于北京朝陽區(qū)常營鄉(xiāng)的千畝銀杏（北京）養(yǎng)生休閑文化有限公司，稱該公司拖欠其工資長達7個月。公司總經理被困在辦公室里已經4天。被堵在辦公室里的公司總經理稱：“已經按合同向工程的承包方支付了3.05億工程款，只是剩余20%的款項由于未辦理結算而沒有支付。按合同要求，這已支付的3.05億工程款就包含了農民工的工資，工資應由承包商支付給農民工。”但工程承包方堅持要先拿到剩下20%的款項，可開發(fā)商堅持剩下的20%款項要在辦理結算之后才有理由支付。（見7月13日《北京青年報》）

　　拖欠農民工工資早已不新鮮了，人們印象最深的恐怕當屬建筑領域始終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重災區(qū)。也許建筑領域是改革開放后最早實現(xiàn)市場化用工的領域，也成為最早大規(guī)模拖欠農民工血汗錢的重災區(qū)。建筑農民工雖然有包工頭統(tǒng)領，但仍如一盤散沙，當權益被侵害時，形成不了強大的維權力量。加之改革開放之初，流行著一種致富方法，好聽的叫“借雞下蛋”，實際上就是“空手套白狼”。建筑領域的農民工常被作為“下蛋的雞”被“套”，而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始作俑者常是開發(fā)商，其中不乏政府項目，后來，層層承包的款項拖欠，還有包工頭的惡意克扣，都成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主因。

　　筆者遇到過被工頭惡意克扣工錢的農民工哭訴；也見過一個包工頭因被工程發(fā)包方有意拖欠和克扣工程款，被跟隨他出來打工的同鄉(xiāng)逼得有家難歸；還聽過一個工程發(fā)包的老板訴苦“已按合同支付了工程款，可包工頭想多要錢有意不給農民工錢”，挑動農民工向他討薪。

　　進入新世紀后，拖欠農民工工資所形成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政府對農民工工資清欠的舉措一年比一年嚴厲，政府力量、司法力量加之職工群眾組織的力量合力，一年一度集中打擊欠薪行為，并將惡意欠薪入罪。嚴厲的清欠舉措的確取得了相當大的效果，但在建筑領域這個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重災區(qū)，依然難以根除。原因很簡單，惡意欠薪入罪，但拖欠工程款不會入罪。實際上，工業(yè)企業(yè)也存在貨款拖欠問題，可沒人會在貨款與勞動者工資之間畫等號，企業(yè)拖欠工人的工資，欠薪責任就追究到企業(yè)身上。但在建筑領域，這個理念似乎行不通了，因為承包工程的勞務公司或工程隊，如同是一個皮包公司，其資產主要是工程款。加之歷史形成的原因，人們默認了工程款的經濟糾紛與拖欠工資的勞動糾紛混同。

　　由于經濟與勞動兩種糾紛的混淆，而處理兩種法律關系問題所依據的法律條款不同，讓建筑領域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處理也變得復雜了。于是，政府采取補救措施，主導建立建筑項目工資保障金制度、工資按月發(fā)放制度、工資發(fā)放刷卡制度，但實際情況是，多種保障制度像是點綴，并不能在建筑領域普遍建立。任何保障機制不具有普遍性時，也就難以形成對勞動者權益的真正保障。

　　建筑領域拖欠農民工工資可謂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流行的用工制度不在勞動法的規(guī)范之內。因此，對于欠薪，至少先應該把勞動糾紛與經濟糾紛分清楚，誰該負什么責任就負什么責任，對建筑領域的經濟糾紛需要有更嚴厲和快捷的處理辦法，對勞動者的保障措施重在到位而不是宣傳上的點綴，還要把建筑工地的農民工組織到工會中來，實現(xiàn)以組織力量維權的有序性和可靠性。要將復雜的欠薪情況條條理清，才能更有效地治理拖欠農民工血汗錢的重災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