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綱》，張蔭麟著，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史綱》雖說是個未完成的作品，卻使中國新史學別開生面，使中國歷史的書寫與重構走上正軌——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也有非常久遠的歷史書寫，但是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新史學的輸入，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歷史的認識發(fā)生了嚴重分歧，到了二十世紀初年，一些有遠見的歷史學家如章炳麟、梁啟超等就開始考慮重新認識中國歷史，重建中國歷史書寫方式、表達方式等問題。只是由于歷史條件限制，他們的這些認識除了體現(xiàn)在夏曾佑那本并不太成熟的《中國古代史》之外，似乎還沒有多少理想的成果。直至抗戰(zhàn)，方才相繼出現(xiàn)張蔭麟、錢穆等人的中國通史著作，嘗試著對中國歷史進行重構。

　　張蔭麟是民國時期的天才史學家，具有極高天賦、深刻思想、扎實功底，曾經(jīng)受到梁啟超、陳寅恪、錢穆等史學大家器重，給予相當高的期許，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張蔭麟與錢鍾書齊名，他的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國史綱》雖說是個未完成的作品，但卻使中國新史學別開生面，使中國歷史的書寫與重構走上正軌。

　　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對自己民族的歷史飽含溫情與敬意，旁征博引，縱橫捭闔，以豐富可信的歷史文獻作依托，以輕松自由流暢粹美的文字，以舉重若輕的行文風格描述了遠古中國至東漢初年的歷史。全書沒有繁瑣冗長的引文考據(jù)，沒有故作高深的新奇道理，作者只是以行云流水的文字如實講述那段歷史那些故事，使讀者在輕松閱讀中獲取新知增長見聞。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寫作一部新的中國通史是應該的，問題主要在于究竟應該怎樣寫，究竟應該采用怎樣的一種取舍標準。換言之，中國通史不可能容納全部的中國歷史事實，不可能將什么事情都寫進去，一定要有取舍，一定要有放棄，否則細大不捐，這就不是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而是供人查閱檢索的中國歷史百科全書了。當然，反過來說，中國通史也不能是歷史學家憑借記憶或涉覽所及，或個人興趣而決定取舍。這對于許多寫作者來說，或許便捷，但也不是理想的通史。

　　所以在張蔭麟看來，一部理想的中國通史當然是能夠提綱挈領，只能記錄和講述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至于什么樣的事情才重要，張蔭麟根據(jù)東西方歷史學實踐提出五個標準。

　　第一個標準，張蔭麟叫做“新異性的標準”。所謂“新異性”，其實說的就是“內容的特殊性”，就是在歷史上是否具有新意，由此而講究的是“社會動力學”而不是“社會靜力學”，所以記錄到通史的里面的就是歷史上過去所不曾有過的。

　　第二個標準，張蔭麟叫做“實效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史事所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于人群苦樂即幸福感、痛苦感越大，那么這樣的史事無疑就越重要。

　　第三個標準叫做“文化價值的標準”。張蔭麟強調，所謂文化價值標準就是真與美的價值。按照這個標準，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們寫思想史、文學史或美術史的時候，詳于灼見的思想而略于妄誕的思想，詳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惡劣的作品。

　　第四個標準，張蔭麟叫做“訓誨功能的標準”。所謂訓誨功能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敗得失的鑒戒。按照這個標準，訓誨功能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舊日的歷史學家大抵以此標準為主要標準，只是到了近代，新歷史學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個標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夠做得到。張蔭麟認為，即便沒有辦法完全做到，但在新通史中，作者應該對此抱有警惕，要知道隨著學術分工日趨嚴密，歷史學無法將一切訓誨都納入自己的考察范圍，比如歷史人物的成功與失敗的教訓，雖然很值得研究，但在新史學的通史概念中似乎不應該有地位，應該歸屬于應用社會心理學的“領袖學”的范疇。

　　第五個標準可以叫做“現(xiàn)狀淵源的標準”。張蔭麟指出，我們的歷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xiàn)狀，是要追溯現(xiàn)狀的由來，這就有點“歷史發(fā)生學”的意思，就是要探究一個歷史現(xiàn)象究竟是怎樣發(fā)生、怎樣演化的。按照這個標準，史事和現(xiàn)狀之間發(fā)生學的關系愈深則愈重要，所以歷史學家往往強調詳近而略遠。

　　張蔭麟的五個標準雖然是說一般通史的大原則，但其實也是對自己這部新通史的期待，由此反觀張蔭麟的這部通史，我們就很容易看出其特點、意義和價值。首先，作者在這部通史中，充分融會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玩索歷史事實而獲得的心得，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表達，沒有繁瑣引證，沒有過程考據(jù)，不引原始文獻，因而這部通史沒有閱讀障礙，最有利于青年學生閱讀。其次，作者在寫作之初謀篇布局，選擇了少數(shù)節(jié)目為主題進行講述，給每一所選的節(jié)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jié)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性地涉及以為背景，這樣不僅節(jié)省了篇幅壓縮了規(guī)模，而且避免了枝蔓避免了衍生，利于青年學生從大背景大環(huán)節(jié)上把握中國歷史的精髓。第三，作者對于社會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許多重大歷史人物的性格，也參照自己所立的五項標準兼顧詳略，使讀者對于中國歷史與文化有個大致平衡的理解和掌握。所以這部通史出版之后受到各方面歡迎，好評如潮，在不太長的時間里一版再版。直至今天依然是青年學生乃至許多中國人了解自己民族歷史一個簡潔清晰的讀本，就在過去二十年里多次印刷，擁有多個版本，成為同類作品中流傳最廣泛的一種。（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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