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來讀史，看到幾個這樣的故事。

　　同治6年（1867年），浙江海寧人陳其元受命代理南匯縣令，巡撫與布政使要求他及時組織掩埋暴露的尸體。陳其元這個人辦事非常敬業(yè)，他親自督促董事、保長等辦理此事，三個月一共掩埋了4萬余棺，當(dāng)?shù)氐那啻u、石灰等使用殆盡。時近年底，尚有萬余棺沒有掩埋，或是因為亡者的子孫在外，無人作主；或是因為方位不利，暫時擱置。陳氏據(jù)實向朝廷稟報，結(jié)果受到申斥。另一個縣只安葬尸體1700余棺，卻報告境內(nèi)完全葬盡，得到的評語是辦理認(rèn)真，記大功表彰。其實，陳氏的幕僚最初起草報告時也說了掩埋凈盡，但陳其元考慮這樣報了，下一年不用掩埋，萬余未葬者依然還是暴露于野，肯定會帶來疾病，因此，他選擇了說真話。沒想到干實事、說真話卻受到懲罰。

　　光緒年間，四川有一個擔(dān)任把總的強盜壞事干盡，無惡不作，但說來也怪，他無數(shù)次被拘捕，最后總是獲釋，每次獲釋都是鄉(xiāng)民到官府作揖磕頭哀求擔(dān)保才得以實現(xiàn)的。岑春煊做四川總督時有心為民除害，秘密派下屬拘捕此人。沒想到消息很快走漏，尾隨求保釋放這個盜竊犯的人綿延數(shù)里路。岑春煊不為所擾，一等人犯押到，便布置將其梟首示眾。岑氏有一點很不解：這個大盜害了那么多人，為什么大家還肯為他作保呢？周圍的民眾告訴他：我們其實受盡了這個強盜的禍害，只是過去的官府太怕事，逮捕以后沒過多久就將其放了。緝捕時如果我們不為他求情，出獄后他就變本加厲傷害我們。岑春煊大吃了一驚。

　　讓我們將歷史的鏡頭再拉到同治初年。山西有一個姓杜的人家極其富裕，妯娌爭產(chǎn)，兩人連年累月地打官司，誰也不讓誰。該省官員從州縣之吏到按察使、巡撫個個發(fā)了大財。按察使瑞昌吃了原告吃被告，所得最多。離開時，銀子多得無法攜帶，只好在省城以12：1的比率將銀子換成金子，一時之間，省城的黃金幾乎都被瑞昌一個人換完，瑞昌也因此得了個“黃金賊”的稱呼。

　　上述故事一個講的是皇家統(tǒng)治者如何評價下級，一個說的是壞人作惡，善良的人不敢怒更不敢言，一個涉及到皇權(quán)時代的司法腐敗，表面上毫不相干，它們的當(dāng)事人也未必有多少勾連，但仔細(xì)一想，我們立即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內(nèi)在的邏輯聯(lián)系。四川大盜之所以有恃無恐、胡作非為，無非是因為有地方官包庇。而地方官為什么要包庇呢？一個可能是他們想做太平官，混幾年就回京城；更大的可能是收受了大盜的賄賂，為了控制大盜，得“留水養(yǎng)魚”。同治年代的山西司法界腐敗至極，小官小撈，大官大撈，少數(shù)人甚至貪腐到讓人發(fā)指的地步。這些地方官們?yōu)楹稳绱四懘蟀炷兀吭蛑挥幸粋�：皇家人高高在上，只知道在深宮中聽匯報，而不深入民間調(diào)查研究，經(jīng)常是非不分、黑白顛倒，貪腐官員隨便用點心計就可以將其蒙騙。

　　說到這里，我們其實又回到了一個很原始的問題：官員如何才能做到勤政廉政？其實，這個問題也不難解決，那就是：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用民意與制度看守掌握權(quán)力的人，不讓他們足不出戶、高高在上，更不容許他們假公濟(jì)私。

　　陳其元的委屈也好，四川、山西民眾的被欺壓、被剝奪也罷，其實都是皇權(quán)體制病癥的一種折射。（作者為湖南人文科技學(xué)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