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詩的國度，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新詩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繁榮之后，詩歌便走向了低谷，輿論甚至一度出現(xiàn)了“詩歌已死”的話語。在詩歌衰微的困境中，一直尋求出路的詩人群體陸續(xù)分化，寫作意識也呈現(xiàn)出充分的多元化走向。當然，多元帶來的可以是紛繁，譬如從曾經(jīng)的“非非主義”“橡皮寫作”到當下的“廢話寫作”，于堅、楊黎、伊沙、韓東等諸多詩人的堅守與探索讓詩歌走過了艱難的冷清；多元帶來的也可以是蕪雜，“梨花體”“烏青體”“羊羔體”等口水詩歌曾引起多少唇槍舌劍，但喧囂過后，當代詩歌在大眾的心中卻越趨淪為落定的塵埃。曾幾何時，“在天空和大地，人們將最美的東西，叫做詩歌”，不承想，如今詩歌的存在卻變得如此的尷尬。在這樣一個瓦缽齊鳴的時代，詩的出路在哪兒？詩究竟要漂泊多久才能重新回歸為人所悅納的家園？

　　關于詩的出路。2014年，詩人兼畫家陳忠村翻譯編訂的《克利談藝錄及克利詩歌選》首次出版，成為詩壇年度大事。新的西風激蕩著中國詩壇，但這股風能否給中國詩壇帶來突圍的助力令人存疑。多年來，詩壇追隨西方話語，先鋒已去，遺留下來是當今詩壇的光怪陸離。詩人龐清明在《2012，中國詩壇又鬧鬼》一文中曾以杜甫爆紅網(wǎng)絡為引痛陳當今詩界的墮落，嘆息“讓詩歌成為臧否歷史、傳承文化、維護漢語尊嚴、批判現(xiàn)實、引領未來的精神依托，成為時代的黃鐘大呂”愿望的微茫。文末，龐清明呼吁詩人“自覺肩負起振興中國當代詩歌的職責，寫出開闊高邁同時內蘊幽微的富含現(xiàn)世情懷、批判精神與理想主義的作品”。龐清明的嘆息與呼吁讓人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杜甫，因為若說誰的詩能“成為時代的黃鐘大呂”，作品被譽為“詩史”的杜甫自然當仁不讓。那杜詩是否可以成為當下詩歌突圍的一種指引？以超越主流、顛覆傳統(tǒng)為己任的眾多當代詩人恐怕馬上會做出一票否決的反應，因為格律、憂國憂民的儒家精神這些杜詩中的閃光點在當下成為了束縛、傳統(tǒng)的代名詞。然而，杜甫及杜詩之于當代詩歌的開拓真的是無甚意義嗎？這倒未必。

　　關于詩歌歸家。2014年歲末，詩人于堅提到，20世紀以降，泛濫的歷史虛無主義與維新主流顛覆了傳統(tǒng)中國的生活世界，“現(xiàn)在，年輕一代要回家了，……嚴峻的問題是：家在哪兒？如何在這片廢墟上重建中國當代藝術？”既然當代詩歌的“家”在何處尚屬未知，那不妨暫且回到當代新詩綻放的那些地方以啟發(fā)靈感�！白怨旁娙死绞瘛�，成都“這座城池是生長詩人與詩歌的沃土”（魏建林《游走于成都歷史兩側的風景》），當今詩壇相當多的一部分的生力軍皆源于這一方古老的“詩城”。成都詩歌景點星羅棋布，其中，秋風中的杜甫草堂，是詩都“金黃色滄桑而厚重的名片”（玄魚《心質幽雅：蓉城詩都》），因此，但凡詩人多慕名而至。然而，身至未必心至。孫文波在《謁杜甫草堂得詩二十五句》中寫道：“在這里，復活已經(jīng)是疾病——/就像今天我步入草堂，看到游人如織，有人妄言/自己的偉大；那是對逝者驚擾——我不知道疼痛/將會以什么樣的尖銳刺入記憶/的中心——或許，他們早已不要記憶/——一切敬畏都是假象，一切懷念都是形式�！弊詈笠痪淇芍^一針見血，杜甫草堂這座被譽為中國詩人秘密圣殿的建筑，如今收獲的也許更多的只是純粹的足跡，而非虔誠的膜拜。如果連這張“詩城”的名片也被陽奉陰違地對待，那還能希冀有什么能成為當代詩歌的根和牽掛？無所牽掛的詩怎么能打動人心使讀者悅納？無根的詩又何談“回家”！

　　問題又回到了懸而未決的原點。詩的出路、詩的家在哪兒？如果當今詩壇的觀念與思維依舊不變，也許詩會維持現(xiàn)狀，一路摸索，一路漂泊。但是，就當下日趨小眾化的詩歌而言，在徹底被讀者群放棄之前，還剩多少時間可供詩人們去實驗摸索？既然西方的“拿來”助力難測，那就從中國詩學傳統(tǒng)中汲取力量；既然無根的詩回不了家，那就尋根！而尋根的起點，不妨從那座雖已翻新但中國詩的精神不滅的草堂開始，于是，又找到了杜甫。

　　詩人況璃和凸凹編選的詩集《詩歌帶我回家：現(xiàn)當代詩人詠成都》按詩人的出生年份分三卷：1900年至1959年為上卷，1960年至1969年為中卷，1970年至1989年為下卷。閱讀詩集，涉及杜甫或草堂的詩篇，明顯有以下印象：上卷詩人對杜甫或草堂還流淌著崇敬，中卷詩人與杜甫及草堂開始了生分和疏離，下卷中的年輕詩人則與杜甫徹底告別。整個下卷只有阿翔的《擬詩記，杜甫草堂》里提到了杜甫，詩是這樣表述的：“我只去過一次，一直想寫出一首詩，但是/卻沒有，這么久了，我感到不安/……途經(jīng)一些前人聚居的地方/其實，我想談論戀愛和死亡，但無法與他們溝通/所以我出來，與草堂變成了各不相干的事態(tài)/……此地是成都，這就是我要寫出來的詩/變得如此艱難，像一門失傳的手藝。”詩人與杜甫已沒有了一絲的心理上的共鳴，這首紀行性質的草堂詩才寫得無比艱難。對于當今詩壇的后起之秀們，憂國憂民的杜甫和沉郁頓挫、滿紙辛酸的杜詩顯得不合時宜了。

　　然而，感時傷世、批判現(xiàn)實就是杜詩的全部嗎？若從《詩歌帶我回家》錄入的向杜甫和草堂致敬的詩歌來看，好像是的。因為從上卷余光中《草堂祭杜甫》、孫文波《謁杜甫草堂得詩二十五句》、湯養(yǎng)宗《在成都草堂，想對杜甫說的一些話》到中卷李明政《去杜甫草堂》、伊沙《唐104》、王競成《在成都去唐朝追星》、聶作平《秋風中的杜甫草堂》，乃至下卷阿翔《擬詩記，杜甫草堂》，但凡提到杜甫，三輩詩人竟不約而同地把回憶的目光對準了《蜀相》《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登高》《春望》等憂國憂民之作。的確，杜甫的崇高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他對民族、民生所懷有的那種憂患之心，但這絕非杜甫的全部。

　　當代的詩人們，有多少人留意過，杜甫曾用“老夫清晨梳白頭，……握發(fā)呼兒延入戶”（《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進艇》）等詩句描寫與兒女相處的溫馨親子時光？有誰發(fā)現(xiàn)過杜甫在“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佐還山后寄三首》）等詩句中呈現(xiàn)出面對美食的饞相？杜甫在“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月夜憶舍弟》）中展現(xiàn)兄弟深情，用“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月夜》）來訴說對妻子旖旎的思念，更用“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來訴說物是人非與不因離散而消逝的友情……這是杜甫在世俗生活中的樣子，作為平凡人，他和今天的你我無異；作為詩人，在他那里，“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張戒《歲寒堂詩話》），于平常中煉出詩意，這一點，恐怕無人能及。那么，這樣的杜甫，對今天的詩壇而言還依舊不合時宜嗎？

　　詩人于堅在上世紀90年代曾宣稱：“詩歌精神已經(jīng)不在那些英雄式的傳奇冒險、史詩般的人生閱歷、流血斗爭中。詩歌已經(jīng)達到那片隱藏在普通人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個人的大海�！笔獠恢缭�1300多年前，詩歌在杜甫的筆下就已經(jīng)到達了這片大海。只是，當今彌漫詩壇的西風云霧遮斷了全面回顧中國詩歌經(jīng)典的目光，讓詩人們盲目地以為局部即是全部。當然，不可否認，詩人們對杜甫局部的了解也很重要，因為他們抓住了這位經(jīng)典詩人的閃光點。憂國憂民、感時傷亂所呈現(xiàn)的內容在當下和平的年代雖不時興，但里面?zhèn)鬟_出來的精神卻依舊有意義。這種精神，就是杜甫那令同時代詩人望其項背的勇氣。同樣遭遇離亂和目睹戰(zhàn)爭中的生靈涂炭，其他人多借青山白云來慰藉顫抖的心靈，而杜甫卻堅持在血淚和流中用詩記錄民族之痛�！罢嬲挠率�，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杜甫是真勇士。這位飽受困頓、戰(zhàn)火、疾病乃至喪子之痛的詩人，以其驚人的勇氣和責任感支撐創(chuàng)作，直至生命的盡頭。

　　自新詩誕生的一個多世紀以來，詩人們習慣向西方“拿來”，卻忽略了對中國傳統(tǒng)詩性文化的傳承。對杜甫這位經(jīng)典詩人的了解，詩人們尚且一葉障目，那對于其他經(jīng)典詩人，恐怕更是如此。作為詩人，若對中國詩歌源流和經(jīng)典作家作品沒有深入的了解、脫離了中國傳統(tǒng)的詩性文化，其創(chuàng)作類似于無桅之舟，難尋歸途。其實，若是詩人們能深入地去了解，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詩學經(jīng)典里匯聚著中國人對生命和文化的理解，在獲取理解和認同、激發(fā)讀者閱讀樂趣方面有著先天的優(yōu)勢。所以，請嘗試讓經(jīng)典帶詩回家吧。（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