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涌現(xiàn)出了許許多多的杰出政治精英，這些“在位君子”們立德、立言、立功，創(chuàng)造了一個思想活躍，意氣風發(fā)，新論紛呈的“軸心時代”，留下了豐富而又影響深遠的思想文化遺產(chǎn)。本文這里將專門談?wù)勂溟g富有啟蒙和突破性意義的哲思，以紀念和致敬于春秋的智者們。

　　吉兇由人

　　迷信天命鬼神，是三代以來流行的文化傳統(tǒng)，以為天地間有個至上的主宰，世間一切都受其控制，吉兇禍福有征有兆，也都是天命所定，商紂王覆滅前所叫囂的“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就折射了這一點。但是，春秋智者們對彌漫的天命鬼神觀提出了批判和質(zhì)疑。

　　首先，他們以為天象無涉于人事。公元前525年，魯、鄭等國上空出現(xiàn)彗星，鄭國巫師裨灶推測宋、衛(wèi)、陳、鄭四國都將要發(fā)生火災(zāi)，他建議主政的子產(chǎn)用瓘斝玉瓚祭神來禳災(zāi)，但子產(chǎn)不理。后來宋、衛(wèi)、陳、鄭等國相繼發(fā)生了大火。裨灶又放話說：不聽我的，鄭國還要發(fā)生火災(zāi)。國人很擔心，請求子產(chǎn)祭神禳災(zāi)。子產(chǎn)仍然不同意，并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币馑际钦f自然現(xiàn)象有其內(nèi)在的規(guī)律，天象歸天象，人事歸人事，兩者根本無涉。結(jié)果鄭國也未再發(fā)生火災(zāi)（《左傳》昭公十八年）。其時另一位著名智者齊國上大夫晏子也持類似的見解。有一年齊國出現(xiàn)了彗星，齊侯以為這是兇象，讓晏子祭神禳之。晏子反對說：“無益也，只取誣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其次，他們強調(diào)世間的異象沒有所謂吉兇禍福之意。魯僖公十六年，宋國出現(xiàn)過二回奇特的天象，有五顆隕石墮于境內(nèi)，同時又有六只鳥倒退飛過都城。宋襄公就問周內(nèi)史叔興這是吉兆還是兇兆？叔興說：“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兇所生也�！保ā蹲髠鳌焚夜辏┪闹兴^“陰陽之事”，即隕石、鳥倒飛等異象，沒有什么人間的吉兇寓意，只是自然界的一種客觀現(xiàn)象。

　　其三，他們認為吉兇禍福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即“妖由人興，吉兇由人”。魯莊公8年，鄭國都城南門有兩條蛇相斗，結(jié)果城門外的蛇把城門內(nèi)的蛇咬死了。到了魯莊公14年，鄭國發(fā)生了一件政治大事：原先逃亡到櫟邑的鄭厲公，打回都城，殺死了國君子儀，重新執(zhí)權(quán)。此時就有人構(gòu)聯(lián)起六年前內(nèi)外蛇相斗的之事，以為是天象垂示，魯莊公也狐疑這里面是否有鬼怪作祟，就問魯國大夫申繻，“猶有妖乎”？申繻回答說：“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左傳》莊公十四年）所謂“妖由人興”正明示，世間本沒什么鬼怪，只是“人棄�！�、即違反人倫物理而導(dǎo)致“妖”出現(xiàn)。換句話說，世間萬象，各有其因，沒有一個什么超驗而萬能的主宰在背后操控，更不可能警示或預(yù)兆人間的禍福。

　　從天、人兩分，到自然化理解世間異象，再到“吉兇由人”，實是一步步袪魁天命鬼神，而力圖理性化地理解一切的思想過程，其中隱含了一種重要的精神轉(zhuǎn)折，即由膜拜鬼神，轉(zhuǎn)而傾心于對人自身的省視和肯定。

　　民為神主

　　由“吉兇由人”春秋執(zhí)政卿們又進而提出“民為神主”說，更為強化了人的主體和主宰地位。

　　桓公六年，楚、隨停戰(zhàn)和解，楚師退，隨侯卻想出奇兵追擊之。隨國大夫季梁反對，但隨國君卻以為自己祀神“粢盛”，會得神的佑助。但季梁以為，迷信鬼神是靠不住的，因為這有悖于天地之道，“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而當時隨國的情況是“今民餒而君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保ā蹲髠鳌坊腹辏┪囊馐钦f人民是國事的主體，更是戰(zhàn)爭勝敗的關(guān)鍵，如果人民困苦不堪，國君又不能尊重民意，祝史再隆重的祭祀，也是沒用的。這里季梁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即“夫民，神之主也”，其意無疑是強調(diào)，人民是最終決定的力量，是本，神只是民意的折射，只是末。

　　周太史史嚚也有類似的見解，他說：“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保ā蹲髠鳌非f公三十二年）文意是批評虢國國君“虐而聽于神”，雖然他想方設(shè)法討好神，但卻苛刻的對待人民，故史嚚肯定神是不會聽他的，也不會救他的，而且斷定：“虢必亡矣”！史嚚深信，神是“聰明而正直”的，是“依人而行”的。文中之“依”，其意即如上文所謂的“民為神之主”，突出神是聽命于民的，人才是神的終極決定者；而“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之說，則更將神置于負面位置，相反，卻大大拔舉了民的價值和意義。這種對比和顛倒，無疑空前凸顯了人（民）的主體性和神的依附與從屬性。

　　民為神主說，既袪魅了天命鬼神，又確證了人的價值，抱此理念的春秋智者當然也難以容忍那種將人作為神之貢品來犧牲的做法。僖公十九年，宋國準備在“次睢之社”將鄫子作為犧牲來祭祀，宋國公子司馬子魚堅決反對，他說：“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用人，其誰饗之？”（《左傳》僖公十九年）文中“祭祀以為人也，用人，其誰饗之”，即表明民為主，神是為人服務(wù)的，人才是終極性的目的；而“況敢用人乎”的詰責，則鮮明體現(xiàn)了對人的尊貴性和至上價值的體認，這也應(yīng)是司馬子魚反對用人殉的最重要的理由。在此意義上，春秋智者“民為神主”說，實開啟了人為貴的思想先河，亦為儒家愛人之仁學(xué)滋生，提供了重要的觀念淵源。

　　立君為民

　　在神人關(guān)系上，春秋執(zhí)政卿們揚人抑神，彰顯了人的主體地位，在理論上為重民說預(yù)設(shè)了前提。由此，也就合乎邏輯地引申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君為民”的政治訴求。

　　這一訴求首先表現(xiàn)在，春秋智者們強調(diào)君的使命應(yīng)是心系人民，以恤民、利民為懷。魯莊公十一年秋天，宋國遭了大水災(zāi)，魯莊公遣使去慰問。宋閔公很自責，以為都是自己的過錯，致使人民蒙受苦難。魯國大夫臧文仲聽到宋閔公這些話，頗為感慨，贊許地說：“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所謂“罪己”，即勇于承擔責任，并時時反思、警醒對人民的承諾；相反，“罪人”，則是推諉責任，而且還恃仗“天命”庇護，不思反悔。故“罪己”體現(xiàn)了“有德之君”的品格，流露了“恤民之心”，是理想的君主，如禹、湯；反之，“罪人”的則多為虐民的暴君，如桀、紂之類（《左傳》莊公十一年）。后世孟子大概受此“罪己”說啟發(fā)，構(gòu)建“王無罪歲”論，要求君主們無條件的力行仁政，與民同樂。

　　邾文公遷都利民之舉，則更為生動地詮釋了立君利民的理念。文公十三年，邾國欲遷都于繹，但占卜的結(jié)果是“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有人因此反對搬遷。但邾文公卻認為，君的使命就是利民、養(yǎng)民，只要有利于人民，也就實現(xiàn)了自己的利益，“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邾文公不從占卜，堅信立君利民，流露了“民為神主”的理性精神。

　　其次，君權(quán)取決于人民。春秋是個大變革的時代，僅《春秋》一書數(shù)百年歷史記載中，就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頻繁君權(quán)更替。面對這一劇烈的“君臣無常位”的政治變化，春秋智者認為其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君失去了為君之道，即統(tǒng)治者不能“罪己、利民”，不能以人民利益為重，從而失去人民的支持，最終被人民所拋棄。襄公十四年，衛(wèi)國的國君被國人趕出來，晉侯聽說后覺得衛(wèi)國人做得太過分了，但師曠以為這不是國人的過錯，而是衛(wèi)侯不能善待人民所導(dǎo)致的結(jié)果。“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yǎng)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左傳》襄公十四年）無獨有偶的是，魯昭公也被趕出魯國，而且在流亡中死去。趙簡子為昭公的這一不幸遭遇憤憤不平，但大夫史墨卻認為這實是昭公咎由自取，他在位時不能體恤造福人民，耽于一己享樂，喪失了人民的擁戴，“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智者的論說，流露出很明顯的民本傾向，這就是為民和利民是立君的宗旨，如果為君做不到這一點，甚至相反還“陵民”，那么他必然會遭到人民的唾棄，而且在道義上這樣的君主也徹底喪失了主政的資格，即不配“為民父母”了，當然人民也無義務(wù)再支持、擁護他。而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其權(quán)力存在的基礎(chǔ)就動搖了，其統(tǒng)治當然也就不合法了，其土崩瓦解是必然的。

　　孔子很敬重春秋的執(zhí)政卿們，對其間的一些智者，更是贊許有加。如他夸子產(chǎn)為“古之遺愛”，譽叔向為“古之遺直”，稱晏子“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笨鬃酉矏鬯麄�，當然也是出于其立身行事的高潔，但毋庸置疑的是，春秋這些智者們的人文情懷，想是最動孔子心弦的。確實，對神鬼迷信的啟蒙，對人的禮贊，對民權(quán)的推崇，千年之下回味春秋在位君子們的人文思緒，仍不能不感慨這是多么偉大的一種思想和貢獻�。ㄗ髡邌挝唬航K省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與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