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學院掛牌至今已10年。經過10年發(fā)展，已在五大洲的126個國家和地區(qū)建立了475所孔子學院，它的成立和發(fā)展為漢語和我國文化的對外傳播起到積極作用。此時，本版邀請我國著名語言學家李如龍對漢字漢語的歷史、發(fā)展及其優(yōu)劣勢進行了系統(tǒng)而深刻的分析，對今天的漢語學習和傳播有現(xiàn)實意義。

　　漢字是世界文字中的奇跡

　　全世界的文字走過了表形、表意和表音的三個過程。大量的原始文字、古典文字，例如西亞的兩河流域5000年前的楔形文字，后來大都被表音的字母文字取代了。在林林總總的世界文字之中，現(xiàn)在還留存的不采用字母來標音的古典文字 ——“意音文字”，只有漢字一種。

　　古老的漢字從定型的甲骨文算起，已經有3500年的歷史，為什么它能夠長盛不衰，至今還有強盛的生命力呢？從秦漢的“隸變”到現(xiàn)在，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說，“漢字適合漢語，所以3000多年只有書體的外形變化，沒有結構的性質變化”。一句話——漢字適合漢語，點出了這個奇跡的奧秘。

　　瑞典的漢學家高本漢早在90年前就說過：“這個文字是中國人精神創(chuàng)造力的產品，并不是從它族借來的；書體很美麗可愛，所以中國人常應用他為藝術的裝飾品。而且學習起來也并不見得怎么繁難；只需熟悉了幾百個的單體字，就得到了各種合體字里所包含的分子�！�

　　如果說，周有光是精通世界文字發(fā)展史之后，對自己的文字有堅定的“自知之明”，高本漢便是深刻理解中國文化之后的“旁觀者清”了。

　　許多歐洲人是沖著古老神奇的漢字來學習漢語和了解中國文化的，高本漢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1889年，1909在俄國學漢語，1911來西安，兩年間調查20多種方言，1915年寫成《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博士論文并成為教授，他是最早、最成功的西方漢學家，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著中國第一代語言學家創(chuàng)建了中國的現(xiàn)代語言學。法國教育部現(xiàn)任的漢語總督學白樂桑也是個漢語漢字迷。他1950年出生，1973年來北京留學。他說過，漢字是藝術，一見到它就被吸引住了，并且揮之不去。他認為學好漢字可以更快更好地學習漢語，編了一系列通過常用漢字學漢語的好教材，多年來成為歐洲最流行的漢語課本。

　　誠然，在外國人當中，也有些人鄙視漢字，認為中國人時至今日還在使用幾千年前的漢字，是落后的“抱殘守缺”的蠢事，有些人恐懼漢字，以為應該繞道走、不學漢字、直接學漢語才是聰明人。和他們相比較，高本漢和白樂桑是高明的學者，是真正的聰明人。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瑰寶

　　自從漢字成了漢語的書面符號，一直是中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從甲骨文所記錄的商周編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鐫刻的嬴秦的歷史，先秦諸子的論辯和散文，漢代的《史記》、《說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900卷、近五萬首《全唐詩》和近八萬卷的包括經史子集的《四庫全書》，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維邏輯和藝術創(chuàng)造。中國作為古典文獻的大國，無論是數(shù)量或質量都無愧為上乘。漢字為締造中華文化的圣殿立下了豐功偉績。

　　漢字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它的生命力來自它的內部結構。漢字是形音義三位一體的結構體，在形音義之中，表意是它的主體功能。隸變之后字形穩(wěn)定少變，占著大多數(shù)的形聲字，表意的形旁相對準確，表音能力較差。穩(wěn)定的形、義使它超越了標音能力的缺陷，盡管古今漢語和南北方言語音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人們還能“由文知義”，形成了“目治”的習慣。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書面閱讀，異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溝通。不同的民族雖有各自的語言，用漢字書寫的書面語，都被大家尊為共同的文化載體。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間，《切韻》系韻書最為標準音，通過“科舉取士”普及全國，形成了文讀的“字音”類別，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異保持著多多少少的對應，使操作不同口音的人都認同為統(tǒng)一的漢語。滿族入關統(tǒng)治中國三百年，正是處在古代漢語向現(xiàn)代漢語轉變的歷史時期，也是中華文化達到鼎盛的時期，《四庫全書》和《紅樓夢》所標志的文言和白話也登上了頂峰。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漢字、就是多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統(tǒng)一文化的最好見證。

　　統(tǒng)一的文字不但維系著統(tǒng)一的書面語和統(tǒng)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們這個擁有數(shù)億人口的大國能夠經常保持著統(tǒng)一的局面，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戰(zhàn)亂和分裂的時候，但總是分久必合、分少合多。

　　漢字在它的青春時期，不但勤勤懇懇地為中華民族服務，還作為中華文明古國的友好大使，傳播到東亞的許多鄰國，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漢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向中國學習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學漢字、讀四書五經，公元720年成書的《古事記》就是用文言文寫的，750年創(chuàng)造了漢字筆畫式的音標——假名，用漢字和假名拼音來書寫日語。二戰(zhàn)期間，曾有人提出要廢除漢字，因為漢字已經用“音讀”和“訓讀”的形式進入日語的血脈，廢除不成，后來采取限用漢字的辦法，規(guī)定了1945個漢字作為“當用漢字”。朝韓從公元372年起使用漢字，1444年也創(chuàng)制了漢字筆畫式的諺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1987年規(guī)定，小學只學諺文，中學才學1600個漢字。越南在漢代中葉之后納入中國版圖一千年，一直以漢字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為漢字以表意為主、不精確表音，所以才能夠被不同語系的語言借用為文字符號。這種情況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幾千年間，漢字的形體發(fā)生過甲、金、篆、隸、楷、草等字體的變化，在筆畫的選擇、結構的調整、繁簡的變異上經過了不斷的探索實踐，不論是什么時代，也不論是什么字體，都創(chuàng)造了書法的藝術。歷來的文人學士大多兼通詩文書畫，和詩畫融為一體的書法藝術，給后代留下了無數(shù)珍貴墨寶。王羲之、顏真卿、柳公權、歐陽修、蘇東坡、米芾等數(shù)不清的書法家，不但為華夏子孫耳熟能詳，其作品，哪怕只是印刷品或拓片，千百年過去了，都還能受到許多外國朋友的喜愛和崇敬。漢字不但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不論在公眾場合或是私家屋舍，還成為類似西方的繪畫、雕塑的藝術陳列品，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凡此種種，都說明漢字確是中華文化不可多得的瑰寶。

　　漢字有生以來的傳奇

　　漢字能夠跨越數(shù)千年的歷史空間而不衰，廣泛傳播于不同語系的諸多民族，并不是它具有什么神力，也不是靠著堅船利炮的壓服而強加于人，而是靠著它有生以來的艱苦拼搏精神和使用不盡的睿智。

　　經過數(shù)十年來漢藏系諸語言的比較研究，一方面是漢語和藏緬語之間的同源詞越來越多地被確認；另一方面的事實又說明了藏緬語和秦漢之后的漢語之間還明顯存在許多重大的差別。例如，藏緬語有些還沒有聲調，大多有多樣的復合輔音、有形態(tài)變化，還有不少多音詞。對于這兩個方面的悖論，很多學者提出了新的設想：在甲骨文出現(xiàn)和定型的一千年間，漢語可能發(fā)生過一場類型的轉變�！对娊洝防镉薪姆种坏碾p音詞（疊音詞和聯(lián)綿詞），上古漢語人稱代詞還有“格”的差異（吾、女為主格，我、你為賓格），從漢字的諧聲可以看到明顯存在的復合輔音（dl-、kl-、pl-、hm-等），可能只有“平、入”兩個聲調（王力、黃侃的觀點，若得到確證，也可以理解為韻尾的區(qū)別）。所有的這些，都很像是前上古時期舊有的語言類型的殘存。自從漢字定型并成為漢語的書面符號之后，集形音義為一體的漢字成了單音詞，成了上古漢語詞匯占優(yōu)勢的主體，放棄了使用形態(tài)標志來區(qū)別語法意義的手段，復合輔音也消減了，為了增加音節(jié)容量以擴大單音詞的別義能力，形成了“四聲”的聲調格局。上古漢語之所以成為“單音節(jié)的孤立語”，顯然是漢字的“形音義融為一體”和“單字成詞”的結果，這不就是漢字定型的近千年間所帶來的類型變化嗎？這樣的理解，不但能夠解釋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的許多演變過程，也可以解開漢語和藏緬語之間的異同相悖之謎。這個假設若能得到確證，便說明了漢字一旦和漢語“聯(lián)姻”，便主持了“家政”就像莽莽昆侖“橫空出世”，便“攪得周天寒徹”，引起了漢語的一場類型變化，其結果也就是周有光所說的“漢字適合漢語”。

　　1926年，高本漢在瑞典發(fā)表的《中國語言學研究》就提出：“原始中國語也是富有雙音綴或多音綴的文字，有些學者亦承認中國最古的文字形式中，還有這類的痕跡可尋···中國文字的剛瘠性、保守性，不容有形式上的變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勢利導，只用一個簡單固定的形體，以代替一個完全的意義�！�90年的研究正在證實他的先見之明。

　　從商周到春秋戰(zhàn)國的近千年間，為了書寫更加簡便，漢字的形體發(fā)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變化：甲骨文采取的是簡單的直筆、短筆，為的是適應在獸骨和龜甲上刻字的困難；鐘鼎陶器模具上所刻的大篆、小篆，因為操作方便了，就不避繁復而追求美觀；到了秦隸就又做了一次靈便的簡化，這就為往后用毛筆書寫楷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漢字的形音義一體化整合，絕大多數(shù)的單字也就成了單音詞，實現(xiàn)了文字和語言的統(tǒng)合，上古漢語單音詞成了詞匯系統(tǒng)主體之后，立即又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由于人類的發(fā)音器官是固定的共鳴器，發(fā)音能力和辨音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任何語言的音節(jié)數(shù)大體上都只能有一千多個，但是，隨著人的認知能力的提高，詞匯不斷增多，只用一千多個單音詞來表達意義顯然不夠用，同音詞越來越多，例如“其期旗棋麒騏琪亓祺淇芪綦岐歧萁祇”在上古音就都是平聲、羣母、之韻的同音字。雖然增加了聲調的區(qū)別，用一字多音、異讀別義（騎馬、坐騎，好人、好色，采取、采邑，堵塞、邊塞，牛角、角色）可以緩解同音之困，但是，多音多義又帶來了異體字的新問題。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同音字、多音多義字的問題，后來就興起了雙音合成詞，“岐山、旗山，旗子、棋子，麒麟，淇水、神祇、黃芪、歧路、綦年、期間、其間”，這才為單音詞的困惑解了圍。

　　漢語的雙音詞是從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產生的，開始的時候主要是聯(lián)合式和偏正式，秦漢之后又“融句法于詞法”，采用造句法的動賓、動補和主謂等方式來組構合成詞。雙音合成詞的發(fā)展不但徹底解決了單音詞的同音、多音的問題，而且開辟了擴展詞匯更加寬廣的道路。這是漢字適應漢語發(fā)展的另一次最為重大的突破性變革。

　　有了二字合成的新方法，漢語詞匯開創(chuàng)的“書面語構詞”成了一股洪流滾滾向前。歷代的士大夫、文人，尤其是漢唐數(shù)百年間的詩人和散文家，沿著此道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優(yōu)秀作品，既有按嚴密的邏輯積累起來的豐富詞匯，也有用巧妙的藝術構思所創(chuàng)造的修辭手段。在語音方面還形成了二音節(jié)的“音步”，創(chuàng)造了平仄相從相間的韻律。正是這幾個結構系列，不僅建造了漢語書面語詞匯的完整體系，也構筑了千古不朽的古詩詞和文言文。另一方面，唐宋以來，識字不多的勞苦大眾在社會生活中也不斷創(chuàng)造著各種通俗而生動的用語，也在用漢字記錄著這些語詞和表達手段，這就是中古時期逐漸發(fā)展起來的“白話”。宋元以來的數(shù)百年間，書面的文言和口頭的白話，成了并行不悖的兩股洪流，共同推進著漢語的發(fā)展�；仡櫫诉@樣的過程，我們不難體會到：造成書口之別、文白之異的是漢字，后來這兩大洪流的相互吸收、不斷接近，也正是有賴于漢字從中所做的斡旋和溝通。

　　平心靜氣為漢字論衡

　　當漢字走過了三千年的歷程，這位“老革命”在19世紀末遇到了新問題，受到一百年的圍攻。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了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一躍成為東亞的強國。一百年前的一場海戰(zhàn)，這個老學生教訓起老朽的老師了。當時的一批先知先覺者憤然覺起，要求腐朽的王朝改良革新。他們看到十分之九的不識字的國民被關在政治門外，安分守己而任人宰割；想到自己十年寒窗的識字之苦，認為要振興教育以開發(fā)民智，發(fā)展科技以建設強國，就必須廢除繁難的漢字，改用便捷的拼音。激進的魯迅甚至喊出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口號。第一個“切音字”運動的先驅盧戇章就是廈門人，他閉門十年，研究出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方案，名為《一目了然初階》。之后的20年間，各地學者紛紛響應，提出的漢語拼音方案有28種之多。辛亥革命后的民國政府，于1918年制定了“注音字母”，算是有了第一個成果。五四之后的三十年間，漢字拼音化運動曾是國共兩黨的共有事業(yè)，延安稱為“北方話拉丁字”，上海叫“國語羅馬字”。新中國成立后，1958年國務院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并在全國各民族的義務教育中作為教學語文的基本工具。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經過充分討論，決定采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漢語羅馬字拼寫法的國際標準。1986年初，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的文件正式停止了“漢字拼音化”的提法。至此，漢語拼音運動畫上了句號。

　　漢字不搞拼音化，不等于漢語拼音沒有用。作為學習漢語、認識漢字，教學拼音絕對是一條坦途。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母語教育和對外漢語教育不斷地在證實這個經驗。中文信息處理中的漢字輸入法，在經過“萬碼奔騰”之后也證明了拼音輸入是最佳方案。在其他方面，還有許多漢語拼音的應用正在研究和開發(fā)。

　　然而漢字不要改為拼音文字，也不能說明漢字是完美無缺的。漢字字形繁雜、表音不力、字數(shù)太多，這是它三個天生的弱點。吸收歷史經驗，簡化了一批特別繁難的字；確定3500個常用字以供基礎教育之用，限定7000個通用字表等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它的繁難。

　　漢字不宜拼音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以下兩條：第一，漢字有雙重身份，它不但是漢語音節(jié)的記錄符號，也是漢語的語素，認字并非為了讀音，而是為了識詞。正因為漢字以表意為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望文生義”，認得一個字，就可以識得一批詞，掌握600個常用字，就可能讀懂80%的文本。只會拼音、不認得漢字就不可能做到這一條。第二，由于表意漢字作為溝通的橋梁，古代的文言和現(xiàn)代的白話之間并不存在鴻溝，現(xiàn)代漢語的書面語、甚至口語中，除了使用了大量的文言成語之外，還隨時可以引用文言語句，除了“三人行必有我?guī)煛薄昂却嬷�，天涯若比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類常用典故之外，“誠如、愧對、疑慮、滯后、莫非、莫須有”等等常用書面語，也正是從文言來的，通過漢字去讀寫這類語詞，比起通過拼音去掌握方便得多，這是一般的中國人共有的經驗。

　　漢字真正的強大生命力，在于它和漢語已經相伴幾千年，雖然曾經有矛盾、有調和，經過好多回合的磨合，已經達成了和諧。如果漢字不是表意的語素，僅僅是標音符號，就像一件外衣，說換就換，一點也不麻煩。不論是明代的利瑪竇、清代的威妥瑪所創(chuàng)造的拼寫官話的方案、傳教士為各地方言所設計的羅馬字拼音，或者是中國人創(chuàng)造的各種拼音方案，前前后后怕是不下百種，哪一個不是說用就用、說改就改、說廢就廢！這就是最有力的反證。國外使用過漢字的，只有在日本因為通過“訓讀”作為日語的語素，至今還藕斷絲連，保留著“當用漢字”，其他沒有和當?shù)卣Z言深度結合的，就先后被放棄了。所有的這些，都是漢字不能實現(xiàn)拼音化的最有力證明。

　　做漢字的莫逆之交

　　漢字是中國人的老朋友，我們要善待它。

　　在思想方面，我們應該認識漢字的特征，分清其優(yōu)點和缺陷；準確地評價它的價值，了解其貢獻和局限，從而采取正確的態(tài)度。

　　漢字的基本特征是它的雙重身份——這個形音義結成的立體化的統(tǒng)一體，既是標注音節(jié)的符號，也作為漢語的最小結構單位——語素。作為語素的字有兩個特點。一是字可以組合成詞，詞語可以連接成句，通過字詞句的組織就能實現(xiàn)表達和交際，而且組字成詞和組詞成句的規(guī)律是一致的、主要決定于字義和詞義。因此，認字就可以同時識詞、學話。中國兒童語文啟蒙時學拼音、學寫字、組詞造句的訓練，就是按照這個基本特征所組織的“形—音—義，字—詞—句”的教程。世代中國人經過這個教程的訓練，掌握母語的效率并不比外國人差。所以高本漢說：“學習起來也并不見得怎么繁難”。另一個特點是字數(shù)雖多，但字頻差異大，加上漢語詞匯以單音詞為核心、雙音詞為基礎，少數(shù)字形比較簡單的高頻字、高頻詞可以組成大量詞語，生成各種句子。利用頻度之差可以大大提高學習效率。白樂桑就是用“字本位”的理論，教常用字，從字形字義入手，聯(lián)詞學話，以少馭多，才獲得成功的。雙重身份是漢字的功能特征，相對而言，作為語素的優(yōu)點多，作為音節(jié)符號則是缺點多。

　　再看看漢字的內部結構是如何優(yōu)劣并存的。字的形音義三個方面中，字音雖然不能準確地標注一時一地之音，初學時確實不如拼音文字方便，但是字音歸屬于“音類”，而每個音類在古今漢語、南北方言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對應，中國人學習字音可以利用自己熟悉的母語音類進行類推，化難為易；字形方面是比較繁復，但是基本筆畫并不多，除少數(shù)獨體字外，都有聲旁和形旁，多數(shù)部首可以有效幫助理解字義；字義方面，在中心義（主要義）、引申義、比喻義、邊沿義之間總有一段邏輯聯(lián)系�？梢�，各種特征也是優(yōu)點和缺點并存的，因為漢字著重于表意，形音義結構特征中，音、形方面的缺點多些。

　　至于漢字的功過，我們也應該有一分為二的觀點。歷史上漢字是為傳揚中國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在現(xiàn)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字音難明、字形難記、字義難辨的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漢字在電腦上的實現(xiàn)，還有許多問題要研究解決。周有光先生說：“漢字既是古代文明的‘寶貝’，又是現(xiàn)代文明的‘包袱’。一旦認出了漢字既是‘寶貝’又是‘包袱’，再要肯定漢字只是‘寶貝’而不是‘包袱’也就非常困難了。”“歷史永遠是在矛盾中前進的�！泄艧o今’、‘厚古薄今’是不成的�！薪駸o古’、‘厚今薄古’也是不成的。唯一的前進道路是‘厚今而不薄古’。這就是認清漢字的兩面性，使‘技術性’和‘藝術性’兩個方面各得其所，在‘兩難之間，去取’中庸之道‘前進”。

　　有了透徹的認識，自然就會有正確的態(tài)度。實事求是、不偏不倚，不一味頌揚，也不無端貶責。對于當前應用，我們應該發(fā)揚其長處，改善其不足，努力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文字處理依賴計算機之后，漢字寫不好、提筆忘字的現(xiàn)象多了，接著還會影響閱讀。在現(xiàn)階段，我們還是應該學好漢字，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許多負責任的老師正在想辦法讓孩子們寫好漢字，這是很值得鼓勵的。最近的“漢字聽寫大會”上那些年少的“漢字英雄”，是很令人鼓舞的，當然他們的老師也很是令人敬佩。

　　網絡文化興起之后，億萬人上網交際，為了快速，本來漢字就沒有學好，或者是為了標新立異，就隨心所欲地寫“別字”，把“版主”寫為“斑竹、班主、斑豬、辦豬、板豬”，故意將“俊男美女”丑化為“菌男霉女”。也有按照讀錯的音寫的：“這樣子”寫為“醬紫”，“尷尬”寫作“監(jiān)介”，“美國”寫成“米國”（仿造日語的寫法），“我們”寫成“偶們”；還有用字母或數(shù)字諧音的：GG（哥哥）、MM（妹妹），886（拜拜了），1414（意思意思），甚至把“正在吃飯”寫成“吃飯ing”。這類做法就有些離譜了，和網絡上創(chuàng)造新詞語是不同性質的。網絡新詞如果造得好，經過一段時間流行，被多數(shù)人認可之后，是會進入詞典、成為規(guī)范的，例如“博客、粉絲、給力、土豪、山寨、拍磚、吐槽”。亂寫別字則只會造成混亂，不利于語言文字的通行。

　　五六十年代使用語言文字比較重視規(guī)范，但是當時的認識有些片面性，對于語言文字在實踐中變異和發(fā)展認識不足，貫徹各種規(guī)范時也比較生硬，缺乏靈活性。撥亂反正之后又有些過頭，年輕學生圖方便、愛隨意，老師和編輯也懶得嚴格要求，所以靈便有余而規(guī)范不足。就像鐘擺的原理一樣，矯枉之后難免過正，情有可原。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好好總結經驗教訓，制定合理的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新時期的語言文字應用走上良性循環(huán)是很有必要的。

　　漢字目前還是海峽兩岸、東南亞及全球華人正在使用的文字，由于歷史上的分隔，在用字上存在一些差異。除了繁體簡體的差異之外，還有一些異體字、古字、方言字的不同。在地球村的時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海內外華人的聯(lián)系日益頻繁，若能謀求當代漢字的“書同文”，對于華夏子孫的交往、對于文化的傳承和經濟的發(fā)展都會有很大的好處。如果從“繁簡字的計算機轉換”做起，可以考慮淘汰少量不合理的簡化字，提倡并促進“識繁寫簡”和“識簡寫繁”，經過充分協(xié)商，淘汰異體字、統(tǒng)一譯音字，限定不同級別的用字量，商定若干比較通行的方言字，經過學者討論、媒體試行、征求群眾意見，最后才確定公布改革方案。

　　中國經濟實力的發(fā)展向全世界開辟了最廣泛的市場，促進了世界經濟和旅游業(yè)的繁榮，許多國家正在興起新一輪的教學漢語的熱潮。要讓特異類型的漢語漢字能夠便于外國朋友學習，還有大量的課題要做。為適用于不同國家、不同職業(yè)、不同年齡段的人的需要，要編制多樣化的教材，試驗不同的教法，要培訓大量外國和中國的漢語教師。今天所討論的漢語和漢字的關系所造成的許多和其他語言不同的特征，如何體現(xiàn)到教材和教學法中去，就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認真處理的總題目。

　　現(xiàn)代化、信息化、數(shù)字化、網絡化的迅速發(fā)展，還會帶來社會經濟文化的深刻變化，現(xiàn)在還很難預料。語言文字的應用和社會上的各個層面都有緊密的聯(lián)系，50年、100年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人際交往、人機對話會是什么樣的情況，現(xiàn)在也還難以設想。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進步，一切文化現(xiàn)象總要有相應的變革，根據多年來的觀察和思考，我預感到我們的老朋友——漢字，又面臨著一場新的改革。

　　新世紀一開始，96歲高齡的周有光先生發(fā)表了《21世紀的華語和華文》，提出了新世紀應該精簡字數(shù)和夾用拼音的改革。他說：“漢字難學難用，主要不在筆畫繁，而在字數(shù)多”。“按照‘漢字效用遞減率’，最高頻1000字的覆蓋率是90%，以后每增加1400字提高覆蓋率十分之一。利用常用字、淘汰罕用字，符合漢字規(guī)律。與其學多而不能用，不如學少而能用。21世紀將出現(xiàn)一種‘千字文’加拼音的‘基礎華語’，作為學習華語的入門教材……在21世紀的后期，講究效率的華人將把一般出版物用字限制在3500常用字范圍之內，實行字有定量，輔以拼音�！�

　　周有光先生關于“中庸之道”的說法，讓漢字的“技術性”和“藝術性”各得其所，很值得我們深思。漢字，歷來“出生不報戶口、死了戶口不注銷”，這種情況看來是應該有所改變了，否則真會使我們的后代接受不起這份寶貴而沉重的遺產。試想想，現(xiàn)代化的潮流滾滾向前，時間越來越寶貴，若能減少識字和閱讀的時間，讓青少年更快成長和全力拼搏，對于事業(yè)的發(fā)展和人才的成長都有重大的意義。為了精簡漢字，可以先分級限量，把對外漢語教學和義務教育的不同等級的用字、社會上不同行業(yè)的用字、人名用字、外國譯名用字、編不同字典、詞典的用字和閱讀古籍的用字分別開來，供外國人用的基礎課本最好只用三五百字，讓一百個初學者嘗到易學、有趣的甜頭，留下七八十個繼續(xù)學，該有多好！分別壓縮不同領域的用字量，應該也能減少中文信息處理、人機對話、語音實驗等方面的設計和操作的工作量。至于書法藝術，自然就不必限量了。各種用字定量經過試行、讓大多數(shù)人體會到好處，經過調整之后再做認定，然后逐步推行，可能會減少阻力。夾用拼音也可以先做小規(guī)模的試驗，例如外國的人地名，本來就是“有音無字”的，口語（包括方言）里的“純音綴”、“擬聲詞”，硬去找個意義無關的字來寫，不是更不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