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種思維和行動方式。“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它“反映文化，表達文化，記載文化，傳播文化”。漢語成語和熟語之中，其一部分是集中或濃縮了相當的文化信息的，成語或熟語群就是一部文化史，其涉及法律的部分就應當是一部法律文化史。

　　中國人是重動機的。在思維上往往有“動機論”之嫌。看動機，是中國人習慣于作道德評判的一個方面。尤其在與異文化相比較而形成明顯對比的時候，表現(xiàn)尤為明顯。且不說漢武帝時春秋決獄中的“論心定罪”、“原心論罪”、“誅心之論”、“赦事誅意” 等這些法律史學上比較專門的術語，即在日常生活所用的成語中，有關“心”、“意”的成語，大抵都是從動機上看人看事的。如“居心險惡”、“見財起意”、“包藏禍心”、“別有用心”、“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好心不得好報”等。甚至專用于法律方面的“目無法紀”、“明知故犯”、“知法犯法”，也有明顯的看重動機的味道。

　　在與過失對舉時，中國人對故意的態(tài)度，就更為明顯。古代人有個說法，叫“誅故貰誤”（貰，音世，寬縱、赦免的意思。），即要重懲故意犯罪，輕減過失犯罪。東漢王充《論衡·答佞》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貰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過、誤都是與故相對稱的概念。這樣一種精神，流傳至現(xiàn)代日常生活中，中國人能夠原諒并容忍過失，卻不能饒恕故意或有意的侵犯行為。當有人無心冒犯了他人時，我們經常聽到“我是無意的”或“我不是故意的”等道歉詞。對方如果認定確實非故意，也會接受道歉。上世紀80年代初流傳一個故事：一公共汽車上某男性知識分子因剎車時重心不穩(wěn)，而踩了某女郎的腳，被女郎誚以“德性”，男知識分子回應以“慣性”而非“德性”。這樣的俏皮話，骨子里是一個對無心者應當寬宏的范例，反映了中國人的文化態(tài)度。當然，中國人強調不要“得理不饒人”，這時也派上了用場。

　　法官文化中提倡所謂“法有寬有猛，心有寬無猛”，也包含了對故意的避忌�！读凝S志異》首篇《考城隍》，宋燾對“一人二人，有心無心”考題的對答，其核心句子是：“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應當說是把“有心無心”問題推到了極致。它在一個更廣的層面上、更大的行為領域或生活領域里，貫徹了“誅故貰誤”的文化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諸神對宋燾的回答“傳贊不已”，看來是人神達成的共識。

　　故意、過失及有意、無心，涉及到一個公與私的問題，究其根源是一個動機善惡問題。故其所有道理，全在于一個道德性問題上。宋人呂本中《官箴》謂“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意謂如果一味地避忌公罪，就會影響官事，所以應當適當地允許自己和他人犯些公罪；至于私罪，因其本就有“私”在其中，故而不可有。唐律以來對公私罪的定義皆是：“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請枉法之類……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彼阶镏荒苡晒室鈽嫵�，公罪既可以由故意構成，也可以由過失構成。這樣一套文縐縐的法律語言，若使用“有心”、“無心”的簡白表述，意旨反而更清楚。清人汪輝祖論做官“立心要正”中指出，“諺云：官斷十條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爭者公私之別而已。公則無心之過，終為輿論所寬；私則循理之獄，亦為天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逼洹秾W治臆說》卷下“公過不可避”條云：“一部《吏部處分則例》，自罰俸以至革職，各有專條，然如失察，如遲延，皆為公罪，雖奉職無狀，大率猶可起用；若以計避之，則事出有心，身敗名裂矣。故遇有公罪案件，斷斷不宜回護幸免，自貽后愆。”對于公之輿情及習慣上之趨向，反映的是文化深處的東西。（作者為沈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