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四個全面”的重要論述，使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更加完整，日臻成熟。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艱巨而繁重的戰(zhàn)略任務。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包括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構建一整套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現代制度體系，要求具備國家有序和諧發(fā)展的現代治理能力。同時，全面依法治國也要求以現代國家治理的體系和能力作支撐。當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應準確把握以下四個著力點。

　　轉變治理權威的傳統(tǒng)理念

　　理念是行為的先導，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重視理念轉變。治理行為的實施是一種權威力量的實現，沒有權威，治理必然是無效的。國家治理無疑體現國家權威，在傳統(tǒng)理念中，國家權威等同于權力，手里有權就意味著掌握治權。在這樣的認知下，傳統(tǒng)國家治理的整個制度體系以權力為軸心，“官本位”就成為必然的治理邏輯。然而，權威最基本的涵義是公眾認同，公共權力因現代政治制度下委托-賦權的授受關系而具有相應的權威性，如將治理權威僅僅局限于權力的認知，已完全不符合現代國家的運作特性。現代國家治理覆蓋各層次、各領域、各人群，治理內容和形式、治理要求和任務、治理方法和路徑差別很大，權威認同不可能相同。國家權威以體現社會公正公平為原則，在許多場合下，公眾輿論、道德規(guī)范、社會組織和自治團體、技術專家發(fā)揮治理行為的作用，也體現國家意義上的權威。改變“權力軸心”治理權威理念，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思想前提。

　　完善多元統(tǒng)合的治理主體

　　以權力為軸心的國家治理在模式上的體現就是政府單元主體，政府在國家治理中的職能無所不包，社會方方面面的事務都納入政府治理范圍和對象。傳統(tǒng)國家治理模式下，除了政府之外，所有人、財、物都是被治理的客體，“全能型”政府擠壓了社會自身在國家治理中的力量，單元治理主體使復雜的社會出現諸多治理軟肋和盲點。國家運作中的“政府失靈”正是治理主體單元的必然現象，無論是權力的越位還是權力的缺位，暴露的都是治理主體的單元缺陷。隨著權利意識、民主思想、法治觀念、人本訴求的現代生長，打破單元主體的實踐成為現代化國家治理的必然要求，除了政府外，國家治理主體還包括企業(yè)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調動多元治理主體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種治理主體的機制功能，統(tǒng)合多元主體的治理作用。

　　實現上下互動的治理關系

　　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尋求國家治理關系的秩序合理化。傳統(tǒng)國家治理關系呈自上而下的垂直統(tǒng)制，縱線到底，中央與地方、頂層與底層、上級與下級缺少溝通機制。自上而下的垂直統(tǒng)制具有治理高度集中和全局統(tǒng)一的優(yōu)點，但也有束縛地方、底層和下級治理創(chuàng)新的缺陷。黨中央歷來主張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強調國家建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治國理政要走群眾路線，這些思想落實到國家治理中，應該以扁平化機制形成治理關系的秩序合理化。扁平化的組織構造突出橫向的交錯關系，但并非排斥垂直管制。國家治理不能動搖上下統(tǒng)一的垂直統(tǒng)制，有令必行，行動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是國家治理有序運行的前提。但又必須從實際出發(fā)，尊重地方、底層和下級根據本地區(qū)和本單位治理面對的現實進行大膽探索，給基層治理騰出創(chuàng)新的空間。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在國家治理的良好秩序下順利推進�，F代國家治理關系的合理秩序是一種上下良性互動，上對下指令有效力，下對上回應有規(guī)矩；貫徹不打折扣，創(chuàng)新不偏方向。上謀下略，就是說上級治理方略要統(tǒng)籌下級執(zhí)行實際；下補上智，就是說下級經驗提供上級治理智慧。因此，現代國家治理以上下互動關系為合理化的秩序。

　　豐富協同并舉的治理渠道

　　渠成水流，道暢才會路通。國家治理有效性離不開路徑開辟。傳統(tǒng)國家治理路徑匱乏，政府單元主體、權力單向軸心以及垂直單線統(tǒng)制，決定了可供選擇的國家治理渠道十分狹窄。一旦渠道堵塞，沒有其他路徑可以補救，每當渠道失效，國家治理就陷入亂局。國家治理的現代環(huán)節(jié)由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jiān)督構成，這四個環(huán)節(jié)的核心精神是民主。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本質特征，是區(qū)別于傳統(tǒng)國家治理的標志。國家治理現代化要轉變傳統(tǒng)觀念，民主思想貫徹到國家治理中，絕不是決定由什么人來治什么人的事情，而是決定治什么來理順什么事情的問題�，F代國家治理在選舉、管理、決策、監(jiān)督的運作中，各種機制搭建參與治理的平臺，通過哪些渠道進入治理的民主軌道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改革開放新時期，黨中央將“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強制與協商辯證統(tǒng)一，強制表現剛性的效力，協商表現軟性的助力。民主不排斥強制，但國家治理更多的是協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內部商量好怎么辦，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夠，要想把事情辦成辦好是很難的。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這樣做起來，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礎，也才能凝聚起強大力量”。商量就是國家治理渠道，廣泛商量要求豐富渠道，國家治理渠道的協同并舉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