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對復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的死刑判決進行復核，林森浩的辯護律師提出了五點辯護意見，合議庭表示會依法公正審理此案。

　　在這個人人都有權發(fā)聲的年代，類似焦點案件的每一個進展都會使其再次成為焦點。有人還在糾結判死刑到底該不該，而有人則對林森浩律師的辯護意見表達了不滿，甚至對律師的人品、人格指指點點。

　　這些辯護意見包括：一，黃洋喝入的化學品遠不到致死量；二，黃洋死因不排斥存在多因一果的可能性。相關法醫(yī)和肝病專家的意見表明，不能排除藥物過敏、藥物性肝損傷等疊加因素；三，林沒有殺人故意，只有傷害故意。所謂見死不救，只是害怕投案，存有僥幸心理，以及認為黃洋能被救治好等因素導致；四，量刑過重，不應判處死刑；五，案件過程程序違法太多。

　　這當中的一些意見招來網友的“報復性”評論，比如，“怎么證明喝入量不到致死量，辯護人也喝這么多試試”、“如果被毒死的是自己的兒子，還會這么辯護嗎？”……更有甚者，說律師這個職業(yè)“為了掙錢不講良心”。

　　不得不說，這些言論尤其是對律師人格的攻擊，或許恰恰暴露出國人對律師職業(yè)的認識不足，不了解其存在的意義和職責，進而也不了解律師在當下的司法實踐中、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當一個犯罪嫌疑人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在法庭上接受審判，公訴機關代表的是公權力、是國家意志，而法律被認為是最專業(yè)、最嚴格的社會規(guī)則，個人無論是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還是紛繁復雜的法律規(guī)定規(guī)則面前，都處于弱勢。說得直白一點兒，公權力想判處某個人死刑還不容易嗎？

　　正因此，律師尤其是刑辯律師有了其存在的必要。他們代表處于弱勢的，不具備法律知識、法治思維的當事人，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和素養(yǎng)，跟法官、檢察官或對方律師進行信息溝通與交流，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換句話說，有了代表個體利益的律師的存在，才能對代表公權力的司法機關形成一種制衡，或者說實現一種平衡。這也是法的平等、公平精神的一種體現。而一旦律師和當事人之間形成了委托關系，那么忠誠于自己的委托人，便是律師的義務。當然，這種忠誠不是盲目、違法的忠誠，而是在法律的框架內依法辯護、依法爭取權利，如果律師的行為確實有違法和不當之處，同樣需要依法受到懲處。

　　進而言之，律師是保護私權利的斗士，律師最大的職業(yè)目標是當事人合法利益的最大化，那種用道德標準衡量律師行為，用多數人認為的所謂公平正義指責、謾罵律師，認為律師替誰辯護便是支持誰的做法、贊成誰的價值觀，以及覺得律師不伸張正義、沒有良心之類，根本上說，還是一種法治知識上的匱乏和“沒頭腦”，不知道這是律師的職業(yè)素養(yǎng)和要求使然。

　　回到此番投毒案件，死刑復核程序可能已經是被告人林森浩最后的司法程序，也是最后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辯護律師提出一些質疑和可能，為被告人的性命做最后的爭取，是其權利也是其義務，有何不妥？難道要他們跟最高法院說——“判死刑吧，這個人該死！”？

　　時下，因為對律師的誤解和認識不足，律師在執(zhí)業(yè)過程中權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時有發(fā)生，有的律師因為替“壞人”辯護遭到無端毆打、辱罵甚至非法拘禁，有的律師被故意陷害，諸如“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不能充分發(fā)表辯護意見”之類更是稀松平常。對律師職業(yè)，需要糾正認識的不僅是普通公眾，還有一些執(zhí)法人員、司法人員。

　　律師不是“攪局者”，他們對一些司法陋習實際上起到了一種監(jiān)督作用，是見證、推動甚至倒逼法治文明和進程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公檢法機關對律師合法權益的充分尊重和保障，是保證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應有之義；而公眾對律師的尊重、對其執(zhí)業(yè)行為和職業(yè)精神的理解，可以映襯出國人的法治素養(yǎng)和當下的法治文明程度。這些方面，我們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