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需要樹立起民族的文化自信，于本民族的法制文明中尋求歷史的智慧，構建法治中國的主體意識和問題導向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并指出，“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jīng)驗，但決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diào)，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tǒng)文化有深入了解。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應從歷史和傳統(tǒng)中汲取養(yǎng)分。

　　“法治”是中國的固有詞匯，以法支配權力的理念則來自西方。作為一種理論與實踐，法治產(chǎn)生于一定的歷史及文化場景之中，并根據(jù)本國的歷史傳統(tǒng)和固有文化而改變。近代西方的法治原則，往往遺留著宗教的影響，法治的信仰便與基督教神學相關。而中國早在西周時期便奉民心為“天命”，較早擺脫了宗教對政治的影響�！疤炖�、國法、人情”皆是民心的不同表達，法律的權威來自于民意。傳統(tǒng)中國的法治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尋求老百姓過好日子的規(guī)則與邏輯。離開此軌道，再響亮的理論也無法在中國的社會生活與歷史文化土壤中扎根。歷史文化的不同，決定了法治的中國道路必然有著不同于西方的獨特性。

　　在世界法制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出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的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盡管自清末變法修律以后，中華法系從形式上逐步解體，然而，中華法系的精神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早已植根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譬如，中國古代法律對婚姻、家庭和財產(chǎn)關系的規(guī)制及其所體現(xiàn)的價值觀念，直到現(xiàn)在仍然在百姓生活中發(fā)揮作用。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需要在借鑒國外有益法治經(jīng)驗的同時，樹立起民族的文化自信，于本民族的法制文明中尋求歷史的智慧，構建法治中國的主體意識和問題導向。

　　在社會轉(zhuǎn)型期重構中國法學知識體系，必須突出中國問題意識，深入了解國情，尊重傳統(tǒng)，尋求中國人自己的規(guī)則與邏輯，而不是用西方法學理論知識來評價現(xiàn)實，裁剪歷史，甚至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需要看到，用西方法學理論解釋中國歷史，往往極不恰當。比如，當我們用西方所有權的理論解釋中國歷史上的私有制時，容易忽略在古代中國的法制文明中，個人并非私有權利的個人，而是家庭成員中的個人、倫理親情的個人，是“倫理個體之私”。這樣的“私”是用西方的民法理論所不能恰切解釋的。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對私有財產(chǎn)的保護，甚至誤認為沒有民事生活及民事法律關系。中國古代對私有財產(chǎn)的界定與保護，主要是通過官方與民間的契約文書加以實施。契約文書既是權利歸屬關系的證明，也是訴訟中最有力物證，更是反映財產(chǎn)流轉(zhuǎn)關系最重要的規(guī)則載體。物權靠它，債權靠它，證信也靠它，中國百姓的生活都靠它，故中國的契約文書存世量世所罕見，在明清社會發(fā)揮的作用尤為突出。除契約文書外，鄉(xiāng)規(guī)、俗例，以及明代官方發(fā)給戶主的“簽書”，都起著現(xiàn)代物權法的作用。研究傳統(tǒng)中國的契約精神與物權意識，這何嘗不是寶貴的資源庫？

　　中國文化以善為本位，國家制定法以懲治罪惡，以建立和諧的人倫社會秩序為導向，這是一個民族的博大胸懷與宏大理想使然，是一種文化積淀的思維方式。由此決定了，中國的法治道路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必然要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構建出中國特色的法學知識體系和法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