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某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鄭某某在大理市發(fā)生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讓弟弟頂包。被識破后，鄭某某被檢察院訴上法庭。其所在單位領導親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遞交了免予刑事處罰涵，以組織的名義請該院對鄭某某免予刑事處罰。（8月11日《春城晚報》）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現(xiàn)了，輿論的諸多抨擊和勸誡，都沒有阻止這種怪象的一再出現(xiàn)，原因何在？在筆者看來，除了長期以來的司法權威不彰外，更與權力者缺少法治意識，甚至把司法當成自己的“婢女”有關。在不少權力者的眼中沒有法律，只有是否“聽話”的對象，連司法活動也不例外。

　　簡單的法治意識淡漠并不能概括問題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為滋生“公函求情”泛濫的土壤。就本則新聞來說，所謂的“以組織之名求情”，實際上是權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動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權威的萎縮，更是社會不穩(wěn)定的誘導因素，其就是對社會穩(wěn)定的破壞。司法機關是公民權利保護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權威的最終體現(xiàn)。但當權力者使之異化為“特殊利益”的維護者時，不僅破壞了司法機關在公眾心目中和社會生活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喪失對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壞和抽空了社會穩(wěn)定的深層機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現(xiàn)，也折射著司法地方化的弊病�！耙越M織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現(xiàn)，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點在于，現(xiàn)實中的司法行為往往套有權力的枷鎖，這給權力者干擾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賴性和被控制的事實面前，權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對司法進行干擾，于是乎，公函求情橫空出世，而權力者不以為然。

　　司法不能成為權力的奴仆，要認識到，公函求情是一種雙輸，傷害了司法尊嚴，侵蝕了政府公信力，有損司法和社會文明。進一步說，加強程序法制建設，確立權力運作的法治規(guī)則，細化對司法活動監(jiān)督的內容、程序、方法，健全監(jiān)督體系，提升各方維護司法尊嚴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徑。

　　“公函求情”更對公眾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嚴重的話，會埋下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子。因此，應給權力者設定一條高壓線，讓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擾司法，使之無法產生“公函求情”的念頭。“公函求情”本質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話，公函求情是權力邊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當成了權力的隨從。唯有讓行政的歸行政，司法的歸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