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學者和檢察官指出，現行刑法對受賄罪的入罪條件、量刑標準等規(guī)定不合理，已然成為打擊貪官的法律障礙，呼吁降低入罪門檻、修改定罪標準。據了解，相關部門正在調研論證受賄罪，已總結一些腐敗案例，或將降低受賄罪門檻，出臺更嚴厲的規(guī)定，提高刑罰威懾力。（7月28日《南方都市報》）

　　我國現行刑法將受賄罪歸為復行為犯，由“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賄賂”兩個危害行為構成，這致使除非是“索賄”，往往成為部分官員為己辯護的 “尚方寶劍”，那些“拿錢不辦事”的官員和以“禮尚往來”之名行受賄之實的行為，沒有得到應有懲罰。受賄罪不成立，自然那些打著“長期投資”“感情投資”“找靠山”等不為短期謀利實際卻是行賄的行為，也得不到應有懲罰。從而，逢年過節(jié)、喬遷就醫(yī)、紅白喜事等收受禮金的現象，在官場蔚然成風。

　　同時，最高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guī)定 （試行）》，將受賄罪的一般立案標準定在5000元。這致使不少官員開始都是抱著僥幸心理“小貪小腐”，一步步邁向了“大貪大腐”的深淵。另外，受賄金額與判定刑期又無剛性關聯，受賄數十萬元與數百萬元的定罪差別并不大，往往只差幾年，鮮有無期徒刑，死刑更是少之又少，這就導致貪官紛紛往大數目靠齊，動不動就是上百萬、千萬，甚至是過億。

　　實際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qū)都將受賄罪界定為單一行為犯，只要有“索要或收受財物”的行為就涉嫌犯罪，不用考慮受賄金額是否達到5000元，也不用考慮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關于受賄的界定就不包括“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也沒有數額規(guī)定。之所以如此規(guī)定，是因為受賄是腐敗的第一步，必須采取“零容忍”的立場，即使不能百分之百地杜絕受賄，也要盡可能地減少受賄。

　　受賄就是單一行為犯，不該拿的錢一分錢也不應拿，拿了就是受賄。但是，“禮尚往來”是社會共性的文化傳統(tǒng)，那么，該如何將受賄與正常的禮尚往來進行區(qū)分呢？如何避免打擊面過大呢？對危害程度不是很高的“禮尚往來”如何量刑呢？

　　國外的先進經驗，歸納起來就是三條：一是將“禮尚往來”關進制度的籠子，什么情況下可以有“禮尚往來”、可以和什么人“禮尚往來”“禮尚往來”可以在什么限度內進行，都有明確規(guī)定；二是必須主動申報，即使“禮尚往來”在規(guī)定范圍之內，沒有主動申報的，也視為受賄；三是引入罰金刑，對情節(jié)較輕的受賄犯罪，比如只是沒有申報而已，在定罪的基礎上可以處以一定金額的罰金進行和解。

　　我國目前關于受賄罪的實際司法操作，在將其界定為復行為犯的同時，司法解釋實際上又將其界定為了數額犯，這就給預防和打擊腐敗帶來了不利影響，難以保證權力的廉潔性。因此，要破除受賄行為的反腐掣肘，當務之急，除了降低受賄罪門檻之外，還應該通過一系列的配套制度規(guī)定，真正將受賄罪還原為“單一行為犯”的本意，這樣既可以有效避免認定上的爭議，也有利于提高刑罰威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