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逐步建立起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必將進一步釋放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中，事權和支出責任是兩個相互依存的要素。事權實施的成本如何與財政能力相協(xié)調并保持大致均衡，實現(xiàn)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最大化，激活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是財政制度的重要目標。也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任務、路線中，特別提出建立現(xiàn)代財政制度、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可謂點中要害。

    財政支出責任能力超過事權范圍，會造成財政資源浪費；財政支出責任能力小于事權范圍，則會造成財政能力入不敷出，難以保證各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數(shù)量和質量。計劃經(jīng)濟時代，我國財政體制以自上而下的統(tǒng)一劃撥為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形成了相互獨立的局面，催生了“事權與財權相匹配”原則。

    1994年正式實施的分稅制改革，對“事權與財權相匹配”原則進行了重大改革，既保證中央財力的相對集中，又保證地方財力的相對分權，注重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劃分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倘若公共服務的受益對象是全國居民的，由中央財政支出；反之，若受益對象僅是地方居民，則由地方政府負責支出。

    觀察這些年的經(jīng)濟發(fā)展，中央財政收入占比過高，地方財政收入，特別是縣級財政收入占比過低，中央財政有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給地方，這當中難免會出現(xiàn)“跑部錢進”現(xiàn)象，會造成財政的不公平，助長一定的腐敗行為、滋生尋租空間。此外，過去由于財政分成的比例，地方政府不得不過多依賴“土地財政”，但這種模式已經(jīng)走到盡頭，難以持續(xù)。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政府由過度迷戀土地的征收、拍賣，轉向搞好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反而可以促進地方經(jīng)濟提質增效。

    面對這種分配狀況，一方面適當減少中央財政分成的比例，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可以掌握較大比重的財政收入，就應當承擔更多的支出責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比如，推進城鎮(zhèn)化進程，由于大量農民工進城，需要解決農村專業(yè)人口市民化的問題，中央財政可以給地方更多支持。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也應和地方政府吸收接納外來人口變成本地戶籍人口的比例掛鉤，因為這涉及醫(y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問題。如此，地方政府的負擔將減輕，會有更大積極性，以更多實際行動去推動“人的城鎮(zhèn)化”。

    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將使事權實施的成本與財政能力相協(xié)調的要求，轉化為一項具體可操作的制度。依據(jù)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法定的事權，賦予他們相應的財政收入和安排支出的權力，使得各級政府的財政能力能夠很好地同其所擔負的事權實現(xiàn)逐級對應，從而在制度上為事權實施成本與財政能力相協(xié)調的實現(xiàn)提供有力保障，也將進一步理順經(jīng)濟關系，使經(jīng)濟活動規(guī)范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通過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逐步建立起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必將進一步釋放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從而保障市場更加統(tǒng)一、公平，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全國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