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為了廣州亞運會的門面裝點，廣州大學城的4個保留村外建起了6米高的鐵皮墻，當時被媒體戲稱“遮羞墻”，沒想到4年后的今天，鐵皮墻雖被剪得七零八落，但依然像邊界線一樣標識著這個地方的城中村地位。

　　奇特之處就在于，一個臨時管理行為化作了簡單粗暴的長治方式，且被官方認為“有利治安”。4年里，被圈圍起來的這群人，也連同這塊地域的臟亂差一起集體躲匿在高墻背后，十分省心省事。而等待他們的命運是一項尚未提上日程安排的店鋪整頓工作，而且不統(tǒng)一完成并裝飾一新，意味著村民將繼續(xù)生活在高墻內。

　　其實，類似的遮羞墻早就悄然變身為一些地方政府的治理“神器”，無論是為了滿足市政建設需要，還是為了應付上級領導檢查，迅速建成的高墻都可以起到“哪里不美，堵哪里”的功能，將一切與城市整齊劃一的違和部分劃清界限，試圖摒棄，也讓政府工作化繁為簡，甚至可以偷工減料。當然，如此一來，駐扎在隔離地帶的人群自然就成為臟亂差的“罪魁禍首”。

　　誠然，中心城區(qū)附近的棚戶區(qū)、城中村，由于缺乏統(tǒng)一的規(guī)劃和管理，無法媲美高端奢華的高樓大廈，但其物美價廉的低端消費卻為區(qū)內居民和外來打拼人口帶來不小的實惠。這群人往往生活在城市最為邊緣的地帶，但卻為城市建設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務。高墻可以遮住他們的生活處境，卻無法湮沒他們對于城市的投入和貢獻。

　　用高墻遮羞，將棚戶區(qū)和城中村視作城市的敗筆和羞恥對象，將這群生活在其中的居民隔離開來，或者用更為強硬的方式將其拆除，把居民驅趕出中心地帶的做法，根本不可取，也容易激發(fā)社會矛盾。城市的建設是為了讓生活于其中的人感受到美好，而不是豎立一些高墻遮住自己的不為，剝奪掉一部分人做夢的權利。

　　既然城市化已成為社會發(fā)展不可避免的方式，這即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棚戶區(qū)和城中村改造工作將躍入公眾視野，如何巧妙地處理，彰顯的就是政府的執(zhí)政水平。而讓棚戶區(qū)和城中村的居民成功融入到現(xiàn)代都市生活，保證這群人的生存權，則是政府分內的事。（莫梓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