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晚，湖北省恩施州來鳳縣地稅局一名年輕干部，因陪調(diào)研的州局領導喝酒過量而猝然身亡。但當記者設法多方求證時，涉事單位態(tài)度漠然：或推諉，或冷漠，或失語。（7月30日人民網(wǎng)）

　　兔子和駱駝的故事告訴我們，“一旦被釘了駱駝掌，就很難自證自己是兔子”。同理，湖北恩施干部疑似陪酒死事件，恐怕也很難以自證清白的邏輯，來洗脫“酒精考驗”的嫌疑。何況，兩個鐵證般細節(jié)愈發(fā)令人浮想聯(lián)翩：一是媒體聯(lián)系的所有部門，幾乎無一例外地表露出推諉冷漠的姿態(tài)，欲說還休抑或欲蓋彌彰？二是湖北省地稅局發(fā)文稱，“局黨組對此高度重視，下發(fā)了《關于重申和明確有關禁酒規(guī)定的緊急通知》”，且“責成恩施地稅局對肖某身亡事故相關責任人按黨風政紀進行處理到位。”

　　沒責任，自然不需要處理；沒喝酒，自然無需重申禁酒令。

　　盡管地方部門回避了真相，但有幾個問題，令人如鯁在喉：一者，在反四風如火如荼的當下，這樣的酒局究竟因何而設？有多少人在陪酒與被陪、誰埋單誰享受？二者，逝者家屬的安撫工作怎樣進行、究竟賠償了多少錢、賠償款由誰墊付？如果是單位賠償，這些資金怎樣納入財政預算？三者，參與陪酒和被陪的人又是怎么處理的、是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最要緊的是，既然禁酒令禁不了酒，重申一下就萬事大吉？

　　年輕干部陪酒忙，虛實之間，此般例子也不鮮見。前幾日，安徽六安市壽縣隱賢鎮(zhèn)大學生“村官”馬亞輝猝死單位宿舍，傳聞“陪酒致死”，此后被指源于“脂肪心”這種罕見疾病。但連日來，又因其尸檢報告中“超過醉駕標準”的血液酒精濃度值，引發(fā)更多猜疑。隨后，尸檢鑒定機構(gòu)發(fā)布情況說明，稱工作人員因“打印及校對失誤”，誤將尸檢報告中的酒精濃度值提高了100倍。此事盡管得以一波三折地“澄清”，但基層年輕干部在酒桌疲于奔命，早就是不爭的事實。2013年底，中央紀委對10起違反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的典型問題發(fā)出通報，其中一起為，黑龍江省副省級干部付曉光因私公款消費造成陪酒人員“一死一傷”被處分，職務由副省級降為正局級。更典型的例子是去年9月，浙江一母親在微博上發(fā)文稱，在國稅局工作的兒子不能喝酒，卻常常陪領導喝酒，并求助時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的蔡奇。彼時，“年輕干部被陪酒”，一度成為民眾關注的公共議題。

　　有些因果，不能細究。比如為什么年輕人陪酒容易出事，這究竟是因為他們身體不如中老年干部、抑或是還沒有習慣某些權力場的酒精浸淫？又比如禁酒令等早就呈現(xiàn)雷霆之勢，為什么基層公務接待的飯局上還是無酒不歡？更令人憤懣的是，若真坐實了“陪酒死”，僅僅“責成恩施地稅局對肖某身亡事故相關責任人按黨風政紀進行處理到位”就息事寧人了嗎？

　　“酒里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酒不是禍水，因為——先有爛醉的權力，后才有陪酒死的惡例。不能說每一場酒局都需要原罪，但既然都能喝死年輕官員，問責的板子可以綿柔曖昧嗎？何況，官場酒文化，往往氤氳著某種“勾兌”的意味。酒可怡情，亦可喪志，還可亡國——這是歷史的忠告。官場醉態(tài)太多，權力作為真要難得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