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設性的心態(tài)抓住這個契機，讓人類社會駛上一條前所未有的持久和平軌道。這不僅可能，而且應該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100周年，一戰(zhàn)史的研究重新熱了起來�！败泴嵙Α崩碚撝讣s瑟夫·奈、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爾斯·埃默森等一干“高端”人物，都加入到討論之中。討論的焦點只有一個：那場改變世界的戰(zhàn)爭，今天會不會重演？

    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100年前的一戰(zhàn)與今天有很多可比之處。比如，當時英國的擔憂像極了今天某些守成大國的“衰落心態(tài)”，而當年德國的志向則與今日新興大國的“崛起愿望”頗為相似。

    關于一戰(zhàn)能否避免，見仁見智。有人認為，對于戰(zhàn)爭，當時的歐洲缺乏足夠清醒和警惕。佐證是，大戰(zhàn)爆發(fā)時，德國總理貝特曼—赫爾維格如此表態(tài)：“哦，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更多的人則認為，在1914年，戰(zhàn)爭是不可避免的。英國前首相格雷伯爵就強調，“沒有人能夠事先阻止它的發(fā)生”；而丘吉爾曾這樣描述民意——“空氣中有股奇怪的味道。各國對物質繁榮還不滿足，熱衷于內部和外部爭吵……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世界想吃點苦頭。顯然各地的男人們都渴望冒險。”

    讓我們姑且把一戰(zhàn)成因的爭論放在一邊。2014年最令人不安的問題是，沖突“不可避免論”如今同樣頗有市場。承續(xù)著“國強必霸”的傳統(tǒng)思維，不少西方人認定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100年前，正是這種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極端憂懼，反過頭來增強了老牌強國對德國的防范、摩擦乃至圍堵，甚至令總是強調“歐洲均衡”的英國因為畏懼均衡打破而卷入戰(zhàn)場。這正像管理學上的墨菲定律所描述的：對一件事情越是害怕，越可能促使你的動作變形，最終招致最不愿見到的結果。

    幸運的是，今天的中國，遠比100年前的當事各方都更為清醒。“中國人民對戰(zhàn)爭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視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國人民怕的就是動蕩，求的就是穩(wěn)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人在各種外交場合宣示著“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的理念，這也是13億中國人共同的心聲。

    以史為鑒，從歷史教訓中汲取面向未來的營養(yǎng)，是人類有別于其他生物的高明之處�；仡櫄v史，對世界和平油然而生危機感和憂患意識，這當然有利于防范沖突、促進和平，但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積極、樂觀、合作、共贏的價值信念基礎之上。假如我們從歷史相似論推導出的只是“不可避免論”，那么這樣的“以史為鑒”只能是對歷史的可怕誤讀。正因如此，查爾斯·埃默森在類比完今昔異同之后，不忘鄭重提醒：歷史的效用并不是一包來自于當今世界、包裝得整整齊齊的教程，從書架上拿下來之后就可以公式化地放之四海而皆準了。相反，它需要我們找出一種方式來思考變化和連續(xù)性、偶然性和機會，讓我們相信自己的時代是與眾不同的。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對于21世紀的人類，是到了拋棄零和博弈思維、沖破“修昔底德陷阱”的時候了。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今天世界所面對的中國，都是一個有著“和平DNA”的國家，不同于近代以來崛起的任何一個西方大國。這是一個契機，以建設性的心態(tài)抓住這個契機，讓人類社會駛上一條前所未有的持久和平軌道，不僅可能，而且應該。亨利·基辛格博士說得好：如果歷史只是機械地重復過去，以往的任何改變都不可能發(fā)生。未來就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們應該有這樣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