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黨組研究決定，對中國傳媒大學黨委書記陳文申、校長蘇志武等8名黨員領導干部違紀問題進行通報，按照程序分別給予紀律處分和組織處理，其中校長、副校長等4人被免職。昨天，中傳媒黨委召開全體處級以上干部會議，宣讀了對黨委校長辦公室主任姜納新等5名干部違紀處理的決定。

　　有輿論稱這為最嚴重的高校領導腐敗窩案，這是缺乏對高校領導貪腐現(xiàn)狀的了解的。據(jù)粗略統(tǒng)計，黨的十八大以來，僅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網(wǎng)站“紀律審查”欄目公布的高校腐敗案件，就已達50多起。而僅僅過去的2014年，就至少已有39名高校領導被立案調查，平均每個月就有三四起，分布在17個省市區(qū)。而進一步分析發(fā)現(xiàn)，高校違紀違法人員從高校黨委書記、校長等黨政一把手到基建處長、后勤服務公司領導等中層干部，甚至普通教職員工，窩案、串案時有發(fā)生。也就是說，中傳媒這起“窩案”，只是高校領導貪腐案的“冰山一角”，與其他高校領導腐敗案，高度類似。

　　對于高校領導違紀違法前赴后繼的問題，教育部門和紀檢部門已有警示，要求高校把好決策權、財務關、基建關和招生關——這是高校貪腐高發(fā)領域，但是，領導們還是倒在這些關口上。怎么破解這一問題？從長遠看，必須建立現(xiàn)代學校制度，以制約行政領導的行政權力，而在近期，則必須推進信息公開，把好“公開關”。

　　從這起“窩案”看，信息不公開帶來的問題，是十分嚴重的。據(jù)媒體報道，該校存在學校財務管理混亂、“三公經(jīng)費”列支不真實、嚴重超預算等問題，而且，還提供虛假情況和材料，應付巡視檢查和組織調查，有關領導需要對此承擔責任。而如果學校能做到財務信息公開，接受師生和社會公眾的監(jiān)督，這種情況或可避免。

　　其實，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出臺了《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當時，輿論認為這一辦法，將成為高校反腐利器，讓辦學置于陽光之下，也就讓教育和學術腐敗沒有了孳生的土壤。但遺憾的是，很多高校并沒有嚴格執(zhí)行信息公開辦法，一些關鍵性辦學信息，如“三公”消費，只有很少學校公開，而且，學校公開的“三公”消費信息，是否真實、客觀，也無處可查。前不久，媒體曾調查北京高校的信息公開情況，發(fā)現(xiàn)約有半數(shù)高校沒有公開信息，財務信息更是“躲貓貓”。

　　這樣的辦學狀況，是很難杜絕腐敗孳生的。而高校之所以不積極公開辦學信息，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對于信息不公開，沒有嚴肅追責。雖然《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明確如果高校不按規(guī)定公開必須公開的信息，將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追究責任，但這種追責方式就是“老子問責兒子”，存在弄虛作假和形式主義�，F(xiàn)在，巡視組的介入，打破了原有的問責體系。這啟示，要讓高校公開信息，必須改革目前的問責機制，應該由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對高校進行財務審計。同時，要建立起人大問責機制，由人大問責，而不是由上級行政部門問責——人大也有權對高校使用國家撥款的情況，進行跟蹤、監(jiān)督，并追究濫用資金的責任。在需要的時候，還必須引入司法問責。

　　二是在高校內，行政權力說一不二，師生沒有參與學校辦學管理、監(jiān)督的權利。包括信息公開在內，校領導想公開就公開，不公開師生也奈何不得。很多人寄望高校領導以他們的學識、修養(yǎng)，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而現(xiàn)實告訴人們，貪腐與個人修養(yǎng)沒有多大關系，這更多與制度構建有關，就是個人學識再高，如果其手中的權力不受制約和監(jiān)督，照樣可能被利益誘惑，出現(xiàn)貪腐。而高校領導恰恰是這樣，權力不但很大，而且缺乏有效制約，在高校之內，掌控著行政權力的校領導，不但可決策行政事務，還可介入教育和學術事務。

　　狠抓高校的信息公開，是當前遏制高校領導貪腐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教育部已于去年制訂了高校信息公開清單，這需要對照清單，讓高校一一做到，而且，要引入第三方獨立機構，對高校公布的信息進行審計。不能縱容高校任何隱瞞必須公開信息、編造假數(shù)據(jù)應付公開的行為。而從高校治理角度看，要讓信息公開成辦學常態(tài)，必須建立現(xiàn)代學校制度，推進行政權、教育權和學術權分離，建立校長公選制度，暢通師生參與學校治理的渠道，讓民主選拔的校長對師生負責。這是讓大學擺脫行政化、功利化，從而消除貪腐的根本之道。漫畫/王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