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學教師周鼎的“自白書”在網(wǎng)上火了。周鼎表示他將退出公選課教學，“不再自取其辱”。

　　周鼎是一個好老師，2014年，他曾獲川大第六屆本科教學優(yōu)秀獎“二等獎”。他深受全校學生歡迎，選課人數(shù)差不多能把系統(tǒng)給搞崩潰掉。他還榮獲“四川大學2014年唐立新教學名師獎”——該獎旨在“鼓勵長期承擔本科教學工作、學生評價優(yōu)秀的教師”。可是，就是這樣一名優(yōu)秀的教師，在晉升職稱時卻落敗，原因在于沒有達到科研、論文的硬指標——迄今只寫了一本半書、發(fā)表了四五篇論文。其獲得的教學榮譽反而有一種羞辱的意味——你看，上課上得好怎么樣？

　　這樣的故事在高校已經(jīng)是家常便飯了。教學再好，在大學里都是“虛的”，學�？梢越o你各種教學榮譽“虛名”，但在職稱評審、考核中，科研、論文才是硬的，教學只是“工作量”要求，你花三周準備3學時的課，和走上講壇給學生照本宣科，以及他人請人替自己給學生上3學時課，在學校的評價體系中，都只是3學時的課。而職稱才決定你在大學里的生存和發(fā)展。

　　我不想再談如此考核、評價教師，會對高校的發(fā)展帶來多么嚴重的負面影響，或者呼吁高校應該調(diào)整評價體系，對教師實行分類評價等，而是想分析，為何這一問題早在10多年前，就已引起社會輿論關注，要求高校重視人才培養(yǎng)、教育教學，可至今卻沒有看到高校有調(diào)整的跡象。

　　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高校完全實行計劃辦學，而非開放辦學，社會公眾的質(zhì)疑，甚至受教育者的抱怨，都無法影響高校的辦學戰(zhàn)略——高校辦學只對行政計劃的主導者負責，而不是對教育和受教育者負責。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提現(xiàn)代大學制度建設，可是，建設現(xiàn)代大學制度，卻是在行政主導和計劃體制框架之下進行。顯著的特點是，學校如何進行辦學，由行政部門（教育部門和學校行政）決策，進而對教師如何進行考核、評價，也是由行政部門制定指標。而且，行政部門設置了制度，限制受教育者對學校選擇的權利，在報考大學時，無法充分選擇大學，進入大學之后，如果對大學辦學不滿意，也不能選擇放棄申請轉學，除非退學再去參加高考。

　　這帶來的一個結果是，行政部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老師有意見，不是問題，只要上級主管部門認為學校辦學政績顯著即可——而今天在所有行政領導眼里，學校最重要的政績就是論文、成果；學生有意見，更沒有問題，學生再怎么不滿，也得承受，否則怎么拿到學位？就這樣，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師，放棄教育和學術追求，就按行政下達的指標，去搞課題、經(jīng)費，而學生也只有忍受越來越低的大學教育質(zhì)量——清華還有少數(shù)學生站出來為老師請命，大多數(shù)高校的學生，只是發(fā)出一聲嘆息。

　　真正的現(xiàn)代大學制度，是開放辦學制度。首先，學校的重大辦學戰(zhàn)略，不能僅由政府部門和學校行政決策，而應該廣泛聽取與學校辦學相關的群體的意見，公辦大學尤其如此，其辦學經(jīng)費主要來源于納稅人的錢，以及受教育者的學費。發(fā)達國家的現(xiàn)代大學，首先實行理事會治理，學校應該辦成怎樣的學校，是把經(jīng)費投向科研，還是重點投向教學，都由大學理事會決策，這樣的辦學戰(zhàn)略決策，就讓大學的辦學，符合社會對大學的期待，而不是隨意由行政領導決定把大學辦成怎樣。我國沒有這樣的決策機制，縱使輿論有再多質(zhì)疑，但卻反饋不到辦學中。另外，由于缺乏合理的辦學決策機制，大學的自主權和輿論的監(jiān)督，也時�；煜�。

　　其次，學校和受教育者，應該雙向選擇，不能對受教育者的入學、培養(yǎng)、學位授予，實行計劃管理，以此限制受教育者對學校的選擇。我國大學之所以可以不重視人才培養(yǎng)，是因為，不管教學搞得如何，學生為獲得一張國家文憑，也得忍受，既然教學維持較低水平也相安無事，那么何苦花精力搞教學，還不如搞科研既有名又有利？可以說，如果不給受教育者選擇權，我國大學就不可能真正重視受教育者的權利，進而也就不會真花精力投入搞好教學。給公眾學校辦學戰(zhàn)略決策的參與權，給受教育者選擇權，我國的大學，才能從計劃辦學走向開放辦學，從重視行政政績、圍繞行政指標而辦學轉為真正重視教育而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