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對華認知出現一些變化，對華政策兩面性有了新發(fā)展，中美關系進入深度接觸合作與深層疑慮防范相互交織的“新常態(tài)”�！爸袊鴱娪舱摗敝厣吓_面。

　　“中國強硬論”在奧巴馬第一個任期里曾一度被炒作出來，主要是從策略上抹黑中國在南海等熱點問題上的立場，為美“重返”亞太戰(zhàn)略提供政策抓手。而當前美政府和戰(zhàn)略界更多地在擔心中國對外政策趨于強硬，對十八大后的中國對外政策意圖和走向有疑慮，擔心中國不再把維護中美關系穩(wěn)定作為重中之重，反而主動自信地挑戰(zhàn)美主導地位和戰(zhàn)略利益，不愿回應美重要關切和訴求。美戰(zhàn)略界普遍認為美仍處于把握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對外政策走向的初步階段，甚至提出中美關系正處于不確定的十字路口。

　　其實，美國的戰(zhàn)略焦慮才是“中國強硬論”被重新翻出來的直接原因。這種戰(zhàn)略焦慮體現在：一是對現狀的失望。美國民主黨內此前就在籌劃“后奧巴馬時代”，共和黨甚至直接說美國被耽誤了八年。二是對世界撓頭。原有的伊核、朝核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又出現“伊斯蘭國”挑戰(zhàn)，而且伊斯蘭國還是美國敵人——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敵人，這樣，美國陷入了“敵人的敵人還是我的敵人”窘境。三是對世界經濟前景和西方聯盟的不確定性。美國經濟能否引領西方發(fā)達經濟體復蘇，美國在亞太地區(qū)聯盟體系受到中國挑戰(zhàn)，“亞太再平衡”的“再平衡”如何實現？中國會否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機制在全球層面挑戰(zhàn)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這些都是讓美國納悶、擔心的問題。

　　不過話說回來，美國對自己制度仍然有信心，將問題怪罪于某一領導人的任期是美國制度自信的體現。但美國更多考慮自己，如阻撓提高中國等新興國家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B（世界銀行）的發(fā)言權，推行排他性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議）、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xié)議）等談判。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未延伸到安全領域，其亞太聯盟體系未就亞太安全事務與中國磋商，這些制度剛性是造成所謂中國“強硬”的內在原因。更重要的是，美國對華思維方式仍舊以己度人，什么亞洲版的門羅主義、“中國強硬論”等等，都不是從中國邏輯，設身處地站在中國角度思考的結果。

　　事實上，“一帶一路”也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好，都是中國以互聯互通推動全球化包容性發(fā)展的舉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xù)，中國的對外行為，不僅是國內經濟建設的延伸，也是中國文化的延伸。中國文化基因和國家誕生、成長歷程，決定了中國不會也不可能效仿其他國家。堅持和平發(fā)展、互利共贏的外交政策理念，決定了中國對美厚道，一直在尋求中美在發(fā)展目標上的共通性和共同利益。美國大可不必將戰(zhàn)略焦慮轉嫁到中國頭上，炮制“中國強硬論”，陷入“自我實現的預言”，自己嚇唬自己。理性看待中國戰(zhàn)略意圖和發(fā)展走向，才能更快走出戰(zhàn)略焦慮，致力于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