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會讓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但同時改革對每個具體的個人而言,則更多地強調(diào)個人責任,每個人都要準備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那種不愿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總是強調(diào)他人責任的人,可能不適應這個改革的時代

　　有媒體報道了北京房山鄭家村與河北淶水蘧家磨村相隔僅百米,但村容村貌宛如兩個時空,村民的養(yǎng)老水平相差7倍,兩村的富裕程度和精神面貌也大不相同,一些村民對京津冀一體化的理解是“這邊的小伙可以娶到那邊的姑娘”。

　　看到這樣的報道,讓人想起了有關戶籍制度改革的報道,很多媒體也是采用了這樣的視角——改革會怎樣改變個人的命運。這樣的視角很有人情味,也會讓改革贏得很多基層民眾的支持與理解。但同時也會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一些過于煽情的描述可能會造成誤解,會吊高一部分普通民眾的胃口,認為改革必然會改變個人的命運,甚至極端一些的會認為改革就是要抹平貧富之間的差距。這樣的理解看似可以形成強大的民意基礎,但實際上存在一定的現(xiàn)實風險。

　　馬基雅維利在談到改革風險的時候說,改革的阻力不僅來自于利益受損者,也可能來自于獲利者,那些對改革期望過大,卻沒有得到期望中利益的人也會走向改革的反面。所以我們應該對這個問題有足夠的認識,把改革完全與個人利益掛鉤可能會誤讀或矮化改革的意義。

　　改革是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是一種制度性的變革。原有的制度束縛了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要通過改革來解放社會生產(chǎn)力,實現(xiàn)更高層次上的社會發(fā)展。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命運的確會改變,但這種改變是為個人的發(fā)展提供更多的機會、可能和空間,而不是必然的利益獲得,就個人而言,一些人也完全有可能因為改革而失去更多。

　　京津冀一體化的目標是調(diào)整和優(yōu)化產(chǎn)業(yè)結構,使北京及其周邊資源配置更加科學、合理。在調(diào)整的過程中,北京周邊一些地區(qū)的確會因為北京資源的溢出效應而獲得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和機會,但也必然要承擔由此而帶來的各種風險和不利因素。如果只強調(diào)前者、不提及后者就顯得太過樂觀了。而就每一個個體而言,是會變得更好還是更糟,恐怕更多地還是要取決于個人的能力和地方的發(fā)展機會,一體化并不意味著三地的居民可以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擁有同等的富裕程度。那樣的話,改革就成為均貧富了。

　　同樣,戶籍制度改革也是如此,打破城鄉(xiāng)二元化的藩籬,在居住地的選擇上個人意愿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城市落戶變得很容易了。相反,在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戶,對一些人而言,不但沒有變得更容易,反而可能會變得更難。事實上,積分制,使所有人擁有了在特大城市平等的落戶機會,但因平等而帶來的競爭更加激烈。

　　積分落戶的前提是“合法”,“合法”看似簡單實則很難,因為“合法”的要求把風險都轉移到了個人身上。比如,落戶要求有合法穩(wěn)定的住所,那么違建就是不合法的,這就要求個人在選擇住所的時候要有清晰的法律意識。再比如,要求有合法穩(wěn)定的就業(yè),從事收集和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的公司是違法的,在這樣的公司就業(yè),一定會面臨無法落戶的風險。納稅、征信,這些都會成為落戶門檻。一般情況而言,具有違法和犯罪記錄的人要通過積分落戶會有很多現(xiàn)實的困難。

　　人們常說,上帝在關上一扇門的時候,會打開一扇窗。其實反過來也是成立的,上帝在打開一扇門的時候,也會順手關上一扇窗。改革與個人命運之間,是一個復雜的命題。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改革會讓社會更公平,會給每個人以更多的發(fā)展機會和創(chuàng)造的可能,所以可以確定的是,改革會讓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但同時改革對每個具體的個人而言,則更多地強調(diào)個人責任,每個人都要準備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那種不愿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總是強調(diào)他人責任的人,可能不適應這個改革的時代。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媒體報道也許不僅要告訴人們將從改革中得到什么,還要客觀地告訴人們將從改革中失去什么,從而讓人們理性地判斷改革帶來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