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晚8時許，四川省西充縣某村召開了一次村民表決大會，會上討論了“驅逐艾滋病男童坤坤出村”，當場203名村民，在“驅逐艾滋病男童坤坤出村”的“聯(lián)名信”上按下了手印。而在當時，會議的核心人物——坤坤，卻毫無所知地在看熱鬧。

　　艾滋病男童的命運令人同情，基于母嬰傳染，男童無疑是這場變故的不幸者。而囿于對艾滋病的恐懼，在這個貧窮落后的鄉(xiāng)村，艾滋病男童也難以依靠親人的幫助，抵抗疾病。艾滋病的傳播方式，眾所周知，無非血液、性傳播等等。但對于封閉的鄉(xiāng)村而言，艾滋病這三個字所代表的傳播性且兼具不可治愈性，令他們難以安心與病童共處。驅逐艾滋病男童的荒誕行徑，在當?shù)剜l(xiāng)村談“艾”色變情緒下，折射出疾病防控常識普及的缺位。

　　怎樣對待艾滋病男童，這是一個社會話題，但更是政府的責任。對于一個貧窮落后的鄉(xiāng)村而言，奢談依賴團體關懷是無力的。村民未見得沒有絲毫同情心，但知識鴻溝擺在那里。從未接觸過艾滋病患者的他們，又很少接觸相關防控知識的農(nóng)民，如何能與艾滋病男童相安無事？換言之，艾滋病男童在病情尚未十分嚴重，諸如皮膚潰爛等可能造成極具傳染力的情況下，就遭到村民的驅逐，正反映出一個嚴肅的疾病防控命題：如何在落后地區(qū)提升村民的防控觀念，保障艾滋病患者救治的同時，又避免其因為疾病而遭受嚴重的社會歧視。

　　從這個角度來說，驅逐艾滋病男童的行徑誠然可惡，但至少表明村民具備一定的預防疾病意識。所需要學會的是，如何由這種盲目的恐懼上升到正常的控制與預防。因為說到底，過分苛責村民事實上于事無補。在更多落后地區(qū)，我們知道，可能針對艾滋病實施必要的預防都沒有廣泛普及。比如四川涼山，由一個打工青年患病，上升至多人患病。悲劇的輕易復制，讓人心痛不已。

　　驅逐患“艾”男童的落后觀念更該驅逐，政府部門需要做的是從這場觀念沖突中學會幫助落后地區(qū)的人們盡快樹立正確的疾病防控觀，幫助那些患上艾滋病的不幸者，盡可能地享受正常生活。驅逐艾滋病男童是過分預防的一個極端，而在這個極端的反面則是針對艾滋病防控的無知。如果說真正理解并同情艾滋病男童的命運，就請從這些細微的普及工作做起。艾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對待艾滋病的態(tài)度。唯有在普及艾滋病相關防控常識的基礎上構建科學而全面的防控體系，學會與艾滋病患者和諧相處，才能為最終戰(zhàn)勝惡疾奠定良好社會心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