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蒲江縣出臺《關于規(guī)范全縣黨政干部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通知》，規(guī)定婚喪喜慶事宜隨禮不得超過個人月工資（含津補貼）的10%。通知要求操辦者收到明顯超過此數(shù)額禮金的，應在事后5日內報單位紀檢監(jiān)察機構備案。 （7月24日《人民日報》）

　　一些官員大操大辦紅白喜事，不僅助長了鋪張浪費的社會陋習，影響了黨員干部隊伍的形象，更為行賄受賄帶來了可乘之機。為干部隨禮設限，是蒲江縣針對“宴席腐敗”祭出的新招。其制度初衷是，通過按照具體的工資比例設立上限，從而在尊重傳統(tǒng)民俗的前提下，大大降低“設宴斂財”的可能性，并為苦于攀比份子錢的廣大干部減輕負擔。

　　只是，這“一舉多得”的夢想看起來很美，卻很難照進現(xiàn)實。首先，從政策的合理性來看，婚喪隨禮屬于個人事宜，給多少份子錢應由當事人自己決定，為隨禮設限難免有公權干預私權之嫌。倘若應邀嘉賓和操辦者關系要好，從私人情感上愿多隨份子，我們又有什么權力干預這種表達祝福的方式呢？

　　其次，從政策的可行性來講，隨禮設限很難在現(xiàn)實中操作。一方面，隨禮者的工資會因為所在部門和崗位的不同有所差異，操辦者很難對其隨禮是否超過上限作出判斷。總不能讓隨禮者都隨身攜帶工資條以證清白吧？同時，如何監(jiān)督也是一大難題。讓領導干部自己事后報告，存在漏報瞞報的可能；讓紀委工作人員現(xiàn)場拆封紅包查點數(shù)目，又侵犯了個人隱私。此外，處罰更是難以落到實處。盡管通知措辭嚴厲，“違規(guī)者將受到組織處理、紀律處分”，但僅憑一份超出所謂標準的份子錢就斷定干部借機斂財，這顯然是“有罪推定”，有悖法理。即使操辦者主動報單位紀檢監(jiān)察機構備案，也缺乏依據(jù)對其作出處分。而這份超標份子錢的處理亦成了“燙手山芋”，或操辦者留下，或退回送禮者，或沒收充公，似乎都不合適。

　　事實上，為干部隨禮設限仍舊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近年來，各地新招頻出，從建立報告?zhèn)浒钢�、限定宴席�?guī)模和人數(shù)，到禁止邀請同事、部屬參加，試圖通過設立條條框框規(guī)范黨員干部婚喪事宜。然而，在中國這個“熟人社會”，婚喪喜慶作為千年民俗，交織著太多人情世故，剪不斷、理還亂。從移風易俗的角度出發(fā)，我們可以倡導黨員干部婚喪從簡，但對于“宴席腐敗”來說，由于難以厘清人情往來和利益交換的性質，單純盯緊禮金，效果注定不佳。

　　無論是“設宴斂財”還是借宴送禮，都只是一種表象，問題的癥結還在于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只要存在權力尋租的空間，即使婚喪隨禮有了上限，送禮者還愁找不到別的機會嗎？一言蔽之，最該設限的不是隨禮是權力。只有加強制度建設，把權力關進籠子，徹底斬斷權錢交易的利益鏈，才能推動婚喪事宜真正回歸到人情世故的本意，而“宴席腐敗”也就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