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車改一年來，波及超過1.2萬名公職人員，卻也得到該群體的普遍認可，這跟它“交通補貼過高”不無關系。根據(jù)規(guī)定，按職務和工作量不同，從科員到正處級干部，可獲補貼300元到3100元不等，而這3100元的全國最高車補，比杭州市正處級干部的車補多了800元。

    不可否認，以發(fā)放補貼的方式砍掉公車，并換取多數(shù)公職人員的支持，這種折中方式，應是當下較為可行的路徑選擇。不過，涉改官員滿意，不等于民眾就認可。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公車改革方案的設計、施行，還應考慮民眾感受，兼顧社會公平。

    以溫州車改為例，最高檔的3100元補貼，是當?shù)刈畹凸べY標準的三倍，因此許多人認為其“過高”。此前一直呼吁三公經(jīng)費公開的葉青就質(zhì)疑，它成了公職人員“福利”。不過，溫州的車補標準是否真的過高，不能簡單估算，還應綜合考量當?shù)氐慕煌ǔ杀�、官員用車情況等。

    公車改革，補貼不是不可以發(fā)，關鍵是怎么發(fā)。剛剛出臺的《黨政機關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條例》就指出，堅持社會化、市場化方向改革公務用車制度，適度發(fā)放公務交通補貼。那么，接下來的問題便是，“車補”發(fā)多少才是“適度”的？

    這其中，至少應考慮到兩種情況：一者，制訂車補發(fā)放標準時，不能違背程序正義，尤其要杜絕“掌勺者自己盛飯”的現(xiàn)象，而應以強效制衡來確保公正；二者，各地人大在制訂具體的補貼辦法時，應廣泛征集民意，充分考慮民眾的心理承受底線，既要算它在財力上的節(jié)省力度，也要慮及補貼對社會群體的連帶影響。

    說到底，“適度”的含義不高深，不過是尋求一個有關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點而已。這就意味著，即便是貨幣化的公車改革，其標準也應綜合權衡、兼顧多方訴求，而不能只是考慮官員群體的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