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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愛長假,人人都需要長假,雖然原因不盡相同。制約中國旅游業(yè)發(fā)展、游客旅游消費需求釋放的瓶頸,也就是天花板,不是消費能力,更不在于消費意愿,而是長假短缺。
必須看到,2008年正式取消五一黃金周以來,中國民眾日益增長的出行出游需求已經(jīng)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現(xiàn)階段疏通民眾出游需求“堰塞湖”,緩解出游“擁堵”問題的現(xiàn)實之道是,在進一步切實推進帶薪休假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增加2~7個法定假日(相當于在2020年之前“強制集中”落實2~7天帶薪年休假),來增加一個或兩個黃金周、同時延長春節(jié)長假。
成本最低、最便于操作的就是增加兩個法定假日,恢復五一黃金周,同時必須讓作為法定節(jié)假日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回歸其價值本位——文化傳承與增強民族凝聚力,不再通過調(diào)借周末形成所謂的“小長假”。
相對比較理想的方案是:增加7個法定假日,2天用于恢復五一黃金周,3天用于在8月上旬設置“避暑黃金周”,這樣全年春夏秋冬各有1個,形成4個黃金周,剩下2天用于延長春節(jié)長假,民眾需要長假支撐的旅游及休閑活動就不再是“單一出口”,可以更多選擇來“疏堵”。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實行雙休日制度以后,法定節(jié)假日總量比20年前增加了一倍多,達到國際平均水平。雖然不能說特別多吧,但也不算少。我們必須看到假日制度的最核心問題,就是與假日總量的欠缺相比,中國民眾更急需、更欠缺的是長假。
探親、出行、出游是剛性,對于人口眾多、幅員遼闊、轉(zhuǎn)型劇烈的中國來說,長假就是剛性需求。農(nóng)民工在意長假,因為他們肯定是沒有帶薪休假,長假期間加班按法律規(guī)定可以得到更多的錢。就算不加班,也可以選擇不同的時間段回家。如果一年只能回家一次,一般就只能在過年回家,往往春節(jié)是一個地方最冷、天氣最不好的時候。如果有兩次長假,起碼提供多一個選擇的機會。何況中國現(xiàn)在有2~3億農(nóng)民工,帶來了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等大量社會問題,這有可能是社會發(fā)展中不得不承受的副作用,但是如果沒有長假來保證探親需求,這些問題會加劇。
體制內(nèi)的,一般企事業(yè)單位的人,也在意長假。為什么呢?長假的供應無非兩種路徑,一是“分散的”帶薪休假,這個都不用討論,大家都知道落實得不好!秶衤糜涡蓍e綱要》提到2020年落實帶薪休假制度,這還是沒影的事兒呢。就算2020年真能落實,也還得6年。這些單位的人平時想跟領導請假非常難,不如多一個“集中的”黃金周長假。外企帶薪休假制度落實得還可以,對集中長假的渴望相對來說沒有那么強烈,但也需要滿足與沒有家人一同出游的需求。
有人說,假日總量是有極限的。毫無疑問,一個社會的特定發(fā)展階段,一定存在假日總量的極限,但這個極限在哪里? 可以說,現(xiàn)有的科學手段,根本無法測定這個極限在哪里。
事實勝于雄辯,20年來,假日的巨量增加(共計增加了56個,僅1993年-1995年就增加了52個),不但沒有給中國經(jīng)濟帶來停滯和阻礙,相反是持續(xù)高速增長。如果不能證明115天就是一個極限,或者超過115天、增加兩天或五天就一定給中國經(jīng)濟帶來災難性后果,在保留十一黃金周的情況下,直接增加2~5個法定假日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國法定假日總量的空間應該不是專家想象的那么小。GDP即使因此減少0.5~1個百分點,換來是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和經(jīng)濟運行的更加優(yōu)化,難道不值得嗎?
人類文明的成就,事實上很多是“有閑人士”創(chuàng)造的。羅素說,能否聰明地休閑是對文明的最終考驗。我們一定不能把“呼吁放假”看成“好逸惡勞”的表現(xiàn),一定要認識到,社會的進步是以閑暇時間的增加為標志的,經(jīng)濟發(fā)展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休閑、聰明地休閑。
兼具物質(zhì)消費與精神消費兩大特征的旅游消費,屬于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中最高兩個層次的消費,因此毫無疑問是“聰明的休閑”、最具文化價值的休閑。當然,話說回來,要“聰明地休閑”,前提是“有閑可休”,所以一定要首先解決閑暇時間的問題,而當前釋放中國民眾龐大的旅游消費需求的瓶頸就是長假短缺。
旅游,已經(jīng)成為民生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游業(yè)是典型的幸福導向型產(chǎn)業(yè)。
專家說肥肉有害身體健康,不要多吃,當然沒錯;專家說多吃三文魚有益健康,更沒錯;問題是三文魚還在海里,咋辦?專家能夠幫我們解決嗎?如果不能,誰有權剝奪我們吃肥肉打牙祭的權利?或許黃金周就是肥肉,帶薪休假就是傳說中的三文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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