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可能并不喜歡韓寒、郭敬明式的文學，但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和影響力——

　　近日，北大教授陳曉明提到了韓寒、郭敬明：“他們（韓寒和郭敬明）的文學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隨后又是一種市場商業(yè)行為，留給文學史的意義并不多，也就是說他們并沒有給這個時代的文學完成自我突破做出多少藝術上的貢獻。以他們倆目前的趨勢來看，在文學上沒有前景，但在商業(yè)上、在擴大文學的影響力方面是有卓越貢獻的�！�

　　在陳曉明教授看來，韓寒和郭敬明算不上是文學前進的主力，只能算是文學的商業(yè)推動者，更多的作用在商業(yè)上，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寥寥無幾。對于這種看法，筆者持保留意見。我同意陳教授對于韓寒、郭敬明的商業(yè)定位，但對他們的文學史定位并不贊同。在我看來，韓寒、郭敬明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不一定很寡淡，而且有可能會意義很大。

　　陳曉明教授的文學定義還很傳統，如果以傳統的文學概念來衡量韓寒和郭敬明的話，那他們二位的確不值一提。甚至，有人對他們會有“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鄙視”。但問題是，傳統的文學樣式、傳統的文學推廣方式、傳統的文學寫法，在今天這個互聯網社會已經很難行得通了。的確，他們的“文學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隨后又是一種市場商業(yè)行為”。不過，這種因市場而生、又因為粉絲的追捧而推廣的文學，相對于傳統概念的文學來說，難道不是一種改變嗎？我們可以叫他們的作品為“粉絲文學”、“市場文學”，但單憑這種改變，文學史上就值得記上一筆；或者也可以叫他們?yōu)椤鞍萁鹞膶W”、“段子文學”，既然“鴛鴦蝴蝶派”的走紅都可以在文學史上大書特書，那“拜金文學”也應該可以的。雖然我個人并不喜歡韓寒、郭敬明式的文學，但我們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和影響力。

　　在自己的時代讓當時的文學脫胎換骨，這是有極大文學史意義的；但并不是非得讓當時的文學脫胎換骨的作家才有資格進入文學史，勉強維持局面甚至讓文學停滯、使文學變味、把文學引入歧途的作家，也應該具有自己的文學史意義。最起碼，文學史應該記住這樣一筆：“某某與某某某的作品，讓某個時代的文學長期處于不正常的粉絲崇拜氛圍之下�！蔽覀兡苷f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作品沒有文學史意義嗎？舉一個例子，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很是推崇《儒林外史》，但對于之后遠不如《儒林外史》的作品，他也并非忽略不見。魯迅評價說：“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敗，社會上的人們覺得自己的國勢不振了，極想知其所以然，小說家也想尋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寶嘉歸罪于官場，用了南亭亭長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場現形記》。這部書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對于官場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徹，所以往往有失實的地方。”即便《官場現形記》不堪，可依然有其意義。韓寒和郭敬明，何嘗不是如此呢？

　　客觀地說，韓寒和郭敬明還很年輕，現在就評價他們的文學史地位還為時太早。我想，評價他們文學史地位的工程，怎么也得由下一代來完成吧。更何況當下，我們很多人持不喜歡韓寒和郭敬明的態(tài)度，才有了上面的觀點，可如果若干年后，韓寒和郭敬明的粉絲成了文學史的執(zhí)筆者，那說不定這二位會成為文學史上的雙子星座的。您不妨想想夏志清和張愛玲，文學史也很微妙的。所以說，韓寒郭敬明的文學史意義有可能會很大，不管你喜歡他們，還是討厭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