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趙振川，1944年生于西安，祖籍河北省束鹿縣，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畫學會副會長，文化部藝術發(fā)展中心中國畫創(chuàng)作研究院副院長，黃胄美術基金會常務理事。陜西省第四屆文聯(lián)副主席，陜西省美協(xié)名譽主席，陜西長安畫派藝術研究院院長，陜西國畫院名譽院長，陜西省政協(xié)委員。北京大學藝術學院中國畫高級研修班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西安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西北大學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客座教授。國務院授予“突出貢獻專家”稱號。

　　父親、老師、師兄，都已經(jīng)離開趙振川先生很多年了，而當年的小娃娃也已年近八旬，但趙振川沒有停下畫筆，沒有停下腳步，沒有停下追尋筆墨的心。如今，他的畫室如同當年父親的一樣熱鬧，不斷有學生、朋友來訪……一切仿佛又回到一個原點，而更可慰的是，那顆熱愛生活、扎根生活的初心始終沒變。也許，藝術的傳承就是如此，前輩牽著晚輩的手，走到一站，揮手告別，未來的路，會有新的年輕人在等待接棒。

　　2019年，秋日的西安，微雨，一種懷舊的天色覆蓋著這個十三朝古都，對著名畫家趙振川先生的采訪是在他的家中。泡上茶，待熱氣裊裊升騰，突然聽到蟈蟈的叫聲從某個角落傳來，看來屬于它的季節(jié)尚未過去。

　　趙振川剛從祁連山回來，“逛山”是他最大的業(yè)余愛好。到山里、到鄉(xiāng)下，到老農(nóng)民家中，最有意思。遇到年齡相仿的老頭兒，他特別愿意跟他們聊聊天，“這是回味人生很好的方式”。每一次去，山里都在發(fā)生變化。他最近到過潼關，昔日險峻異常的三省要沖之地，如今火車幾秒鐘就過去了，他感慨：“要塞只留下了一個名字�！�

　　時代和火車一樣，滾滾向前，趙振川從來不是一個抓著過去不放的人，但當回憶故去的那些人和事的時候，他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來處。

　　談父親趙望云：人格非常強大，讓我浸泡在文化氛圍中

　　“首先肯定要談父親，父親在人格上非常強大�！�76歲的趙振川，是著名畫家趙望云之子。雖然父親已經(jīng)去世40多年，但在兒子心中，依然高山仰止。

　　在公開資料中，我們可以知道，趙望云出生于1906年，河北束鹿人，早年與王森然、李苦禪等組織吼虹藝術社，1937年創(chuàng)辦《抗戰(zhàn)畫刊》，創(chuàng)作面向生活，尤其擅長表現(xiàn)陜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勞動生活。

　　但在趙振川的講述中，我們能看到一個“更生動”的趙望云。

　　趙振川1944年出生在西安，出生不久，全家就搬到了糧道巷的一個小院兒，租的房子，有上房、東廂房、西廂房……是一個典型的北方院落。

　　小院兒聽上去不小，可架不住人多。在趙振川記憶中，小時候家里永遠是人來人往，有學畫的、看畫的；吃飯的人也多，父親的學生黃胄、方濟眾、徐庶之，干脆就住到家里——不僅免費，還管伙食。

　　趙望云的畫室在院子南面的門邊上，大人們在那兒畫畫，孩子們就混在中間玩。稍微記點兒事的趙振川知道，家里數(shù)畫室最熱鬧。趙望云是一個窮畫家，每年開兩個畫展，掙的錢才勉強夠維持生活。

　　“父親從小教育我，要熱愛勞動，熱愛勞動人民�！壁w振川記得，有一次，門外走過擔大糞的工人，小孩子嫌臭又調(diào)皮，捂著鼻子跑，一邊跑還一邊喊：“擔大糞的來啦！”父親看見了，嚴肅地叫住了趙振川說：“不許這樣，這是勞動人民�！边@個童年片段給趙振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永遠記住了父親的教誨——要尊重勞動者。

　　這也和趙望云的藝術思想是契合的。1933年2月12日到6月28日，《大公報》曾連載“趙望云旅行寫生”15輯，共130幅。這些作品將農(nóng)村生活中的趕車、拾糞、討債、把草、曬太陽、燒磚瓦等情景真實地展現(xiàn)出來，把破產(chǎn)農(nóng)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痛苦和落后貧窮的社會現(xiàn)象，以新聞形式暴露在國人眼前。

　　此前，中國畫表現(xiàn)的主要是社會上層的審美，而在趙望云的筆下，開始出現(xiàn)普通人的生活，古典中國畫和生活現(xiàn)實緊密聯(lián)系。當時，趙望云也不過二十多歲，就走了這樣一條不被人看好的藝術道路，在今天看來仍是革命性的舉動。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趙振川和家人去西華門街口看解放軍進城，“他們頭上戴著柳條織成的草圈，老百姓去歡迎的人很多，很熱鬧”。

　　不久，解放軍的領導就來看望趙望云一家，還送來了面和布，這下吃穿就都用不愁了。

　　趙振川說：“一解放，反差好大�！�

　　為什么這么講？原來，1948年年底，趙望云剛剛從國民黨的監(jiān)獄出來，受盡酷刑。因為1942年，在重慶，他給周恩來畫了一張《相馬圖》，這張畫掛在了王家坪毛澤東的會客室，后來轉(zhuǎn)戰(zhàn)陜北，畫沒帶走，被胡宗南看見，就落下了“通共”的罪名。

　　入獄期間，趙振川跟著姐姐和徐庶之，去監(jiān)獄探望過父親，“那是一個傍晚，刺刀明晃晃的，父親被從后面的小門押出來，跟我們見了面”。

　　趙望云當時以畫勞苦大眾、反映社會現(xiàn)實聞名，早就在國民黨的“黑名單”上。新中國成立后，一切都是翻天覆地的變化。1949年6月，趙望云到北平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回家的時候，嘴里哼唱的是“勝利的消息要傳開”，非常興奮。1950年，趙望云任西北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做了五六年文物的基礎工作。

　　“現(xiàn)在說到父親，都知道他是畫家，其實他放下過畫筆，做了很多文物事業(yè)的基礎工作，很不容易�！壁w振川說。

　　敦煌莫高窟、西安碑林、甘肅炳靈寺石窟、半坡遺址……趙望云的工作幾乎涉及西北所有的重要歷史遺跡，文物界尊稱他為“西北文物事業(yè)的奠基人”。

　　父親的這段工作履歷，讓趙振川有了一個特別的成長經(jīng)歷——他是在碑林摸著石頭長大的。

　　西安解放后不久，為了方便工作，趙望云全家就從糧道巷搬到了碑林居住——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圣地�！疤菩�宗《石臺孝經(jīng)碑》、顏真卿《顏家廟碑》、僧懷仁集王羲之書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就在我生活中。在那種環(huán)境里，我對文物、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親切感，也有敬畏感。后來，碑林建成了博物館，孩子們就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

　　聊到這里，趙望云似乎就和天下大部分父親一樣，沉迷工作，并沒有因為自己是畫家而對趙振川有什么特殊教育。趙振川的敘述也證實了這一點：“小時候沒有系統(tǒng)學畫，就常聽父親和朋友們聊天，他們不聊是非，只談藝術。要說藝術道路啟蒙，可能就是我早早地浸泡在了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