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趙振川,1944年生于西安,祖籍河北省束鹿縣,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畫學會副會長,文化部藝術發(fā)展中心中國畫創(chuàng)作研究院副院長,黃胄美術基金會常務理事。陜西省第四屆文聯(lián)副主席,陜西省美協(xié)名譽主席,陜西長安畫派藝術研究院院長,陜西國畫院名譽院長,陜西省政協(xié)委員。北京大學藝術學院中國畫高級研修班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西安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西北大學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客座教授。國務院授予“突出貢獻專家”稱號。
父親、老師、師兄,都已經(jīng)離開趙振川先生很多年了,而當年的小娃娃也已年近八旬,但趙振川沒有停下畫筆,沒有停下腳步,沒有停下追尋筆墨的心。如今,他的畫室如同當年父親的一樣熱鬧,不斷有學生、朋友來訪……一切仿佛又回到一個原點,而更可慰的是,那顆熱愛生活、扎根生活的初心始終沒變。也許,藝術的傳承就是如此,前輩牽著晚輩的手,走到一站,揮手告別,未來的路,會有新的年輕人在等待接棒。
2019年,秋日的西安,微雨,一種懷舊的天色覆蓋著這個十三朝古都,對著名畫家趙振川先生的采訪是在他的家中。泡上茶,待熱氣裊裊升騰,突然聽到蟈蟈的叫聲從某個角落傳來,看來屬于它的季節(jié)尚未過去。
趙振川剛從祁連山回來,“逛山”是他最大的業(yè)余愛好。到山里、到鄉(xiāng)下,到老農(nóng)民家中,最有意思。遇到年齡相仿的老頭兒,他特別愿意跟他們聊聊天,“這是回味人生很好的方式”。每一次去,山里都在發(fā)生變化。他最近到過潼關,昔日險峻異常的三省要沖之地,如今火車幾秒鐘就過去了,他感慨:“要塞只留下了一個名字!
時代和火車一樣,滾滾向前,趙振川從來不是一個抓著過去不放的人,但當回憶故去的那些人和事的時候,他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來處。
談父親趙望云:人格非常強大,讓我浸泡在文化氛圍中
“首先肯定要談父親,父親在人格上非常強大!76歲的趙振川,是著名畫家趙望云之子。雖然父親已經(jīng)去世40多年,但在兒子心中,依然高山仰止。
在公開資料中,我們可以知道,趙望云出生于1906年,河北束鹿人,早年與王森然、李苦禪等組織吼虹藝術社,1937年創(chuàng)辦《抗戰(zhàn)畫刊》,創(chuàng)作面向生活,尤其擅長表現(xiàn)陜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勞動生活。
但在趙振川的講述中,我們能看到一個“更生動”的趙望云。
趙振川1944年出生在西安,出生不久,全家就搬到了糧道巷的一個小院兒,租的房子,有上房、東廂房、西廂房……是一個典型的北方院落。
小院兒聽上去不小,可架不住人多。在趙振川記憶中,小時候家里永遠是人來人往,有學畫的、看畫的;吃飯的人也多,父親的學生黃胄、方濟眾、徐庶之,干脆就住到家里——不僅免費,還管伙食。
趙望云的畫室在院子南面的門邊上,大人們在那兒畫畫,孩子們就混在中間玩。稍微記點兒事的趙振川知道,家里數(shù)畫室最熱鬧。趙望云是一個窮畫家,每年開兩個畫展,掙的錢才勉強夠維持生活。
“父親從小教育我,要熱愛勞動,熱愛勞動人民!壁w振川記得,有一次,門外走過擔大糞的工人,小孩子嫌臭又調(diào)皮,捂著鼻子跑,一邊跑還一邊喊:“擔大糞的來啦!”父親看見了,嚴肅地叫住了趙振川說:“不許這樣,這是勞動人民!边@個童年片段給趙振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永遠記住了父親的教誨——要尊重勞動者。
這也和趙望云的藝術思想是契合的。1933年2月12日到6月28日,《大公報》曾連載“趙望云旅行寫生”15輯,共130幅。這些作品將農(nóng)村生活中的趕車、拾糞、討債、把草、曬太陽、燒磚瓦等情景真實地展現(xiàn)出來,把破產(chǎn)農(nóng)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痛苦和落后貧窮的社會現(xiàn)象,以新聞形式暴露在國人眼前。
此前,中國畫表現(xiàn)的主要是社會上層的審美,而在趙望云的筆下,開始出現(xiàn)普通人的生活,古典中國畫和生活現(xiàn)實緊密聯(lián)系。當時,趙望云也不過二十多歲,就走了這樣一條不被人看好的藝術道路,在今天看來仍是革命性的舉動。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趙振川和家人去西華門街口看解放軍進城,“他們頭上戴著柳條織成的草圈,老百姓去歡迎的人很多,很熱鬧”。
不久,解放軍的領導就來看望趙望云一家,還送來了面和布,這下吃穿就都用不愁了。
趙振川說:“一解放,反差好大!
為什么這么講?原來,1948年年底,趙望云剛剛從國民黨的監(jiān)獄出來,受盡酷刑。因為1942年,在重慶,他給周恩來畫了一張《相馬圖》,這張畫掛在了王家坪毛澤東的會客室,后來轉(zhuǎn)戰(zhàn)陜北,畫沒帶走,被胡宗南看見,就落下了“通共”的罪名。
入獄期間,趙振川跟著姐姐和徐庶之,去監(jiān)獄探望過父親,“那是一個傍晚,刺刀明晃晃的,父親被從后面的小門押出來,跟我們見了面”。
趙望云當時以畫勞苦大眾、反映社會現(xiàn)實聞名,早就在國民黨的“黑名單”上。新中國成立后,一切都是翻天覆地的變化。1949年6月,趙望云到北平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回家的時候,嘴里哼唱的是“勝利的消息要傳開”,非常興奮。1950年,趙望云任西北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做了五六年文物的基礎工作。
“現(xiàn)在說到父親,都知道他是畫家,其實他放下過畫筆,做了很多文物事業(yè)的基礎工作,很不容易!壁w振川說。
敦煌莫高窟、西安碑林、甘肅炳靈寺石窟、半坡遺址……趙望云的工作幾乎涉及西北所有的重要歷史遺跡,文物界尊稱他為“西北文物事業(yè)的奠基人”。
父親的這段工作履歷,讓趙振川有了一個特別的成長經(jīng)歷——他是在碑林摸著石頭長大的。
西安解放后不久,為了方便工作,趙望云全家就從糧道巷搬到了碑林居住——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圣地!疤菩凇妒_孝經(jīng)碑》、顏真卿《顏家廟碑》、僧懷仁集王羲之書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就在我生活中。在那種環(huán)境里,我對文物、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親切感,也有敬畏感。后來,碑林建成了博物館,孩子們就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
聊到這里,趙望云似乎就和天下大部分父親一樣,沉迷工作,并沒有因為自己是畫家而對趙振川有什么特殊教育。趙振川的敘述也證實了這一點:“小時候沒有系統(tǒng)學畫,就常聽父親和朋友們聊天,他們不聊是非,只談藝術。要說藝術道路啟蒙,可能就是我早早地浸泡在了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