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上就是典型的馬太效應，很容易形成聚集效益。名師、優(yōu)秀學生聚集，從而學術成就斐然，于是吸引了更多的資源，形成良性循環(huán)。

　　學術門閥，學霸，大家都很不滿，痛恨，也應該堅決打擊批判，它們確實制約了青年人的成長，使得他們不得不面對“圈子”之爭，甚至因為“門派”而受到打壓。但是，社會各個行業(yè)都有類似的圈子，這實際是社會關系的一個必然現象。如果從社會組織關系角度看，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江湖”，學術也不例外。

　　北京大學化學系在全國的學科排名中位列第一，有10位中國科學院院士，有19個長江學者，有38位杰青獲得者，這個數字在全國遙遙領先，其他學校只能望其項背了。如果把全國這個領域的專家，獎項細究起來，恐怕北大化學系的影子無所不在。

　　不久前，擁有全球最著名同行評議學術論文索引摘要數據庫Scopus的愛思唯爾（Elsevier）發(fā)布了2014年中國高頻率被引用學者榜單。文學專業(yè)唯一的中國學者，是北京大學英語系的申丹教授。申丹教授現為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其母親張文庭是錢鐘書的學生。1977年恢復高考，申丹進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習，而當時西語系著名學者李賦寧成為她的老師（后成為北大英語系第一任系主任），最后在她學成回國后還成為她的公公。李賦寧畢業(yè)于清華大學英語系，當初從清華其他專業(yè)轉入英文系則是受同鄉(xiāng)、父輩教授吳宓影響，錢鐘書則是吳宓得意門生。李賦寧與錢鐘書同為清華英文系畢業(yè)，并在上世紀50年代初同為清華與北大英文系教授。

　　如果我們看后者如此復雜的師承關系，有可能產生聯想，但是，考取北大，并在80年代初以第一名考取公費留學絕不是別人可以幫忙的，論文的高引用也絕不是靠所謂關系師承就能解決的。而如果我們放眼去看民國時期所謂大師，就會發(fā)現很多人之間都是親戚朋友師承關系。因此很多時候，英雄也是“要問出處”，就如當初的大師基本都出自清華北大等少數幾所學校一樣。

　　這種現象不止在中國有。諾貝獎得主約瑟夫·湯姆生共培養(yǎng)了7位諾獎得主，費米則培養(yǎng)了6位得主，其中就包括李政道。其徒子徒孫沒有研究過，但相信也不少，如果畫張關系圖，估計很多人都能聯系起來。

　　最優(yōu)秀的學生一定希望找最優(yōu)秀的老師，而優(yōu)秀的學者也希望選擇有潛質的學生。如今很多高校，重點學科與名師可以優(yōu)先挑選學生，而學生也在挑老師。2014年，全國研究生招生中第一次出現了大面積不能完成招生計劃的現象，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上線考生不愿意將就學校與專業(yè)、導師，放棄調劑。也就是說，一開始，學術上就是典型的馬太效應，很容易形成聚集效益。名師、優(yōu)秀學生聚集，從而學術成就斐然，于是吸引了更多的資源，形成良性循環(huán)。

　　當然，這種聚集也必然有其負面效益，比如學術門閥與近親繁殖。

　　對此，國外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有效的辦法。比如在成果評價上雙向盲審。即被評價者不知道是誰評價我，評價者也不知道在評價誰。同時，在一些聘用制度上有嚴格的規(guī)定。比如自己學校培養(yǎng)的博士不能直接留用，即便符合條件，甚至學術成就突出，一般都需要在其他學�；蛘邫C構工作多年后，通過競聘才能回母校任職。

　　學術評價本身是一個復雜的評價，既不能惟論文、惟獎項，也不能只強調專家的主觀定性評價，是一個典型的復雜評價、混合評價，無法做到清晰的定量評價。因此，無論怎么樣的措施，都不太可能杜絕學術門閥現象，以及個別“學霸”的存在，尤其是在當下的中國，在很多底線失守的背景下，學術已經不再簡單地是學術。

　　但是，我們也需要注意一些人以此為借口，為自己的不努力或不夠優(yōu)秀做擋箭牌。更不能出現日前中山大學的那一幕，用拳頭去解決學術的問題。

　　我們需要正視學術界的關系網絡，堅決批判一些學術門閥學霸，探索并找到適合中國國情與文化的制約門閥學霸的好辦法，但更要尊重學術領域獨特的師承與馬太效應。絕不能以此為借口，污名化正常的學術師承與正常的人才聚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