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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話費論貧困的簡單與粗暴
高亞洲
//agustinmoreno.com2016-05-09來源: 光明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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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江蘇大學非畢業(yè)班的4463名貧困生收到一個通知,學校對貧困生庫學生開展資格再認定工作,認定方式是學生本人提供當年10月至11月手機消費情況。統(tǒng)計顯示:手機月消費在100元以下的學生為4110人,占92.09%;在100-150元消費區(qū)間的人數(shù)為289人,占6.48%;超過150元消費的人數(shù)為64人,占1.43%,極個別貧困生月消費額甚至超過300元。近日有了最終結論,21人取消貧困生資格,32人從家庭經(jīng)濟特殊困難降級為一般困難。(5月8日 新華報業(yè)網(wǎng))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貧困生的仔細甄別,當然是值得點贊的。不過,先說一個有趣的細節(jié),一項始于去年12月的貧困資格認定工作,直到近半年后,才有最終結論。這過程還真是艱難而曲折,莫非結論是經(jīng)過多重細致的醞釀?

  不過,其實這一切并不曲折,根據(jù)該校的歷年做法,貧困生的等級認定非常簡單,就是根據(jù)話費這一指標來確定的——對月平均消費100-150元的同學,學校建議采取降級處理;對月平均消費超過150元的同學,則建議取消貧困生資格。至于何以折騰了近半年?這就不得而知了,至于為什么選定話費作為認定標準,校方是有話可說的。

  “精準識別貧困生,是精準扶貧的前提和基礎”,這是校方負責人的說法,不得不說,“由于范圍廣、數(shù)量大、監(jiān)管難”,甄別貧困生以及進行貧困生分級,確實存在諸多困難,只是,讓人不解的是,看話費何以成為“精準識別貧困生”的利器的?

  話費的多少,是一個人平時通訊消費情況的反映,而通訊除了生活必備外,還可能有其他工具性價值,比如校外兼職工作的需要,而且選取其中兩個月作為樣本,也還有多種不可控的因素,導致統(tǒng)計結果的失真。再者說了,以分別以100、150作為界限,又是否有科學依據(jù)呢?難道你能說消費150元話費的同學就一定比151元的更貧困嗎?這僅僅的幾元錢就真的能測出質的差別嗎?在一個懸殊的區(qū)間里,可能是能說明問題,但在一個偏狹的區(qū)間里,以話費定貧困,顯然是不合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一種簡單粗暴。

  揆諸報端,我們不無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在貧困生的認定上,這樣的簡單粗暴曾多番上演著,比如說以餐費來論貧困,再比如一刀切地要求貧困生不能買手機、電腦,甚至還有讓學生通過演講的方式陳情個人的貧困,然后再讓其他學生以票選的方式,選出所謂的“貧困生”。

  當這樣的考量指標得以存在,這就可能將貧困生幫扶的制度設計淪為“拼貧”的制度泥沼中。我們固然可以去理解因為個體情形的復雜,以及信息的不對稱,在貧困生的認定上,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障礙,但是,這樣的障礙是否需要讓貧困生正常的就餐來“吃藥”呢?在貧困生的認定與話費水平上,是否存在線性的因果關系呢?事實上,當校方以所謂的公平、公開之名,公開所有人的話費消費記錄,這會否對一些“貧困生”在尊嚴上造成傷害呢?

  如此定貧困,除了對孩子們的殘忍外,走偏的制度本身可能衍生出來虛假的貧窮,這會制造出更大的救濟不公。要知道,貧困從來都既不是拼貧的比較,也不是可以表演的表達,而是真切存在的痛楚:這種難以啟齒的貧乏,還附著不可剝奪的尊嚴和不可侵犯的權利。

  事實上要了解貧困生的真實狀況,其實根本犯不著用這樣殘酷的自我證明,只需要注重日常性的觀察了解,再輔以可信的材料證明。再者說,從精神幫扶來看,通過與學生們的多接觸了解,從心底去理解和尊重貧困生的不易,這或許是更值得期待的貧困生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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