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深圳一家電子廠被舉報涉嫌非法使用數十名童工。最近，在公安、勞動、街道等護送人員的陪同下，41名涉嫌童工事件的員工被“遣送”回老家，交給當地政府和監(jiān)護人。但有的童工卻對記者說“在這有米飯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我不想回家”。（1月5日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政府部門將涉事童工“遣送”回家，只算走出了第一步，而如何讓這些年紀尚小的孩子重返課堂，讓他們和城里的孩子一樣接受義務教育，要做的其實還有很多。

    毫無疑問，貧窮是童工現象的現實根源。即便有國家義務教育政策的支撐，對于交通不便、水電不通的貧困地區(qū)家庭來說，上學仍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為孩子上學既意味著家里少了一個勞動力，又意味著家庭要在運轉之余，承擔起孩子的書本費、生活費等大筆開銷。于是，很多家庭為了走出暫時的困境，便讓孩子輟學回家，或干脆讓他們南下務工。這與其說是一種家庭教育的短視，倒不如說是因貧窮世襲而做出的無奈選擇。

    如今，這批童工已被“遣送”回家，他們不必再干那些與年齡不匹配的工作。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童工回家后，面對的仍舊是可怕的貧窮與遙不可及的讀書夢想，那么，較之工廠的剝削，他們恐怕更不愿意回到那個破敗不堪的老家。而即便回了，也可能不是回到學校，而是在家“混”到能合法打工的年紀，再坦然地外出務工，這幾乎成了貧困地區(qū)的一個惡性循環(huán)。這其中家庭并沒有意識到這一“短視”舉措可能帶來的貧困世襲，而是在“得過且過”中將這一亂象固化。

    培根曾說：“只有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才不會世襲。”機會怎樣才能平等？僅有媒體的關注恐怕還遠遠不夠，它需要的是相關部門實實在在的努力。從這個層面講，童工被“遣送”回家之后的生活，以及那些有可能成為“童工”的孩子才更應該被關注。這要求政府部門，必須要為這些孩子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比如通過加大財政投入，保證每個孩子的受教育權不被剝奪；通過共青團、婦聯以及教育等部門的聯合推動，讓那些被“遣送”回家的孩子多一點知識上的儲備；而更重要的，乃是通過頂層制度設計，讓這個地區(qū)的人們早日擺脫貧困的陰影，也只有人們的物質需求沒有太大的隱憂，送孩子上學才會成為自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