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小閆發(fā)現(xiàn)自家大門外有個鳥窩，和朋友架了個梯子將鳥窩里的12只鳥掏了出來，養(yǎng)了一段時間后售賣，后又掏4只。昨天，記者獲悉，小閆和他的朋友小王分別犯非法收購、獵捕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等，被判刑10年半和10年，并處罰款。（12月1日《鄭州晚報》）

　　有網(wǎng)友論：誰小時候沒有掏過鳥？如果因此而判刑，那該有多少無知少年會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然而法律又不同于兒戲，連逮癩蛤蟆都會被判刑，何況是比癩蛤蟆更其珍貴的燕隼？

　　按事實與動機論，該大學生掏鳥賣鳥，未必出于無意識或者無知，而很有可能是以逐利為目的，否則也就不會發(fā)生費盡心機掏鳥并飼養(yǎng)的舉動。再從其后來的賣鳥行為來看，則顯然是一種逐利行為。假如其飼養(yǎng)的鳥類不屬于國家保護鳥類，沒有發(fā)生違法行為，則一定不會成為法律上的“鳥事”。然而，當其行為從掏鳥到飼養(yǎng)再到買賣一連串違法行為已經(jīng)發(fā)生之后，還能夠解釋為無目的無意識違法行為嗎？

　　然而，一個判刑10年半另一個從犯判有期徒刑10年，對于兩個年輕人來說是不是狠了點兒？今年5月28日，新鄉(xiāng)市輝縣市法院一審判決，以非法收購、獵捕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小閆有期徒刑10年半，以非法獵捕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小王有期徒刑10年，并分別處罰金1萬元和5000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的兒子犯法與大學生小閆犯法同罪，在法律上這沒有任何不同。然而，作為法律部門來說是不是又反過來證明了其預先普法的缺位、宣傳的缺位與預防犯罪的缺位？

　　逮癩蛤蟆違法，為什么沒有在小溪小河旁設(shè)立禁逮禁獵的告示牌？為什么沒有事先向老農(nóng)宣傳癩蛤蟆屬于國家保護動物不能私自捕獵并私自買賣？同理，小閆從逮鳥到養(yǎng)鳥再到賣鳥，他到底有沒有意識到其違法的嚴重性？當?shù)卣直Ｗo部門到底有沒有足夠的宣傳行為、普法行為？

　　報道中如是說：7月27日二人又發(fā)現(xiàn)一個鳥窩，又掏了4只鳥。不過這4只鳥剛到小閆家就引來了輝縣市森林公安局。這一次公安部門的被“引來”可謂及時準確，然而，這種被“引來”又為什么不是其正在逮鳥或者是在逮鳥之前的某一個時機？作為犯法的小閆來說，這種事后諸葛亮是一種無法補救的遺憾，那為什么完全可以預防的違法犯罪行為沒有未雨綢繆的制止與普法？反而是事后的“引來”呢？

　　大學生的“鳥事”何以“引來”法律的憾事？法律的最高境界是防患于未然，小閆的“鳥事”引來憾事，既是其自身的，也是執(zhí)法部門的。

　　文/李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