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項城農婦李桂英17年來尋遍十余個省份，追蹤殺害丈夫嫌疑人，五名在逃人員四人已歸案。時間推到17年前，1998年元月，李桂英的丈夫齊元德被同村五人傷害致死，五個人一夜之間銷聲匿跡。辦案民警回復她：“你要有線索我們就去抓”。李桂英就此踏上了追兇路，直到嫌疑人歸案。

　　犯罪分子殺人后逃之夭夭，警方以沒有線索為由遲遲不能破案，深受重傷的農婦李桂英康復后走上了追蹤五名殺夫兇手之路。17年時間里，李桂英輾轉十余省份，在好心人的幫助下，終于獲取四名兇手的線索，將線索交于警方，將其中四名兇手繩之以法。警方破案趕不上普通農婦，警方的辦案效率與工作熱情是否也太低了？

　　但是，放眼望去，警方并非總是工作能力低下，工作熱情低落。警方出動大批警力為名人追手機、電腦，興師動眾為國際友人找自行車之類的案例屢見不鮮。莫非手機貴過人命？名人丟東西，事關警方形象，警方選擇性作為，或許是問題的答案所在。

　　我能夠理解，名人的電腦被搶、手機被盜，國際友人的自行車被盜，容易引起社會的關注，迫于輿論的壓力，警方迅速破案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如果把農婦不滿警方反應遲鈍17年追兇的新聞，與名人的電腦、手機失而復得的破案奇跡放在一起，就不能不讓人有話要說了。

　　現在的問題是，名人的東西被搶被盜，警方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找回來；普通公民被殺，因為被害人身份低微，破案就遙遙無期，靠死者的妻子親自冒險追兇？這是否隱含著這樣的邏輯：社會精英有警察全力保護，普通百姓的安全問題不受重視。在破案的問題上，如此選擇性作為，是否辜負了納稅人的信任，有損警方的公信力？

　　當然，在目前的警力水平下，警方不大可能對所有的普通案件，都像給名人找回被盜電腦、手機那樣投入大批警力，成立專門的破案專班。普通百姓也不能奢求名人、國際友人那樣的破案待遇。但是人命關天的大案，警方破案能力不如農民也確實值得反思。

　　名人的電腦、手機和國際友人丟失的自行車已經找回，警方利用農婦輾轉萬里查找到的寶貴線索抓獲了四名兇手，我們在此責怪警察似乎有些不厚道。但是警方的辦案邏輯也有讓人思考的地方。特別是涉事基層派出所，竟然“幫助”殺人逃犯改名換姓更換二代身份證，更是赤裸裸的瀆職行為、犯罪行為。常懷為民之心，常思為民之策。強化責任意識、服務意識、效率意識，促進“官念”轉變，提高公信力和執(zhí)行力，當好百姓的守護神，人民警察責無旁貸。

　　如果警方心中真的裝著百姓，平時工作做細做實了，又哪有“農婦17年追兇”的新聞出籠呢？我們在為名人被盜物品失而復得感到慶幸的同時，警方是否也該反思自身選擇性作為的破案邏輯呢？更讓人擔心的是，還有多少案子因為警方不作為、亂作為，成了遲遲不能破的疑案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