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是浙江大學120周年的校慶日，這一天浙大接受了一家校友企業(yè)11億元的捐款，造就了中國高校史上單筆最大捐款。一時之間，高校捐款引發(fā)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高校捐款誰來捐，如何捐？對于我國社會及高校自身來說，捐贈仍屬新鮮事，目前還處在發(fā)展的初級階段。2015年，財政部、教育部印發(fā)《關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預算撥款制度的通知》，提出要引導和激勵中央高校吸引社會捐贈�！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也指出，要把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作為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并且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權，包括自主確定收入分配，自主使用學校財產和經費。這些相關政策的頒布，正顯示出社會捐贈制度性建設背后的深層次訴求乃是高校體制的轉型與變革。

　　社會捐贈的意義不應只是聚焦在資金數額大小上，被高額的單筆捐款吸引眼球，反而會誤導公眾對于高校捐贈的認知。從高度依靠國家財政撥款向國家財政撥款、學費、社會服務費、校辦產業(yè)收入及社會捐贈等多方面收入轉變，高校改革中的軟硬件相互聯動，需要的是高校自身拿出過硬的決心和更具操作性的實施計劃，而非集中在校慶的時候搞幾個富豪校友拿幾筆巨款“充充門臉”，在平時卻依賴財政撥款，仍停留在“等、靠、要”的老觀念中。

　　據統(tǒng)計，國內2000多所高校中，有426家成立了教育基金會，設置了專門的捐贈和校友工作部門。但在基層部門中，相關工作的開展力度卻遠遠不夠，這就使得吸收捐贈的途徑方式單一，募款對象僅限于少數富豪校友，個人和組織參與度與積極性低、高校自身又缺乏完善的捐贈體系約束捐贈資金的管理使用。多種原因之下，高校捐贈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些重點大學的“精英們的游戲”，而為數眾多的普通大學乏人問津，普通校友也極少參與其中。

　　高校捐贈為什么做得不好，做得不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高校行政化管理，使得高校不用“吃捐款飯”，高校也就缺乏相應動力。據了解，在美國，校友對母校的捐贈是僅次于基金的第二大捐贈收入來源；其中來自個人的捐贈約占全部捐贈基金的44％，形成了高校捐贈基金的第一大來源。所以，高校必須建立和維護好與校友、非校友個人、基金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的關系，才能夠獲得來自社會的捐贈基金。

　　而在目前高校改革的形勢下，我國高校既然需要實現收入方式的轉變，就應該在學校開源和融資方面下更多功夫，設置開源團隊擴大學校收入來源，行政管理和服務團隊配置好各方面資源，為教學、科研、學生提供更多服務；教師和研究人員則專注于高校核心功能，保證教學，提高科研能力。各板塊各司其職，并有機互動，使學校既非被利益捆綁，又能保證其社會效益的發(fā)展方向，從而帶動高校制度改革的實質性進展。

　　此外，高校捐贈不能僅僅依賴富豪，而應該重視普通校友的捐贈。數據顯示，與國外知名高校普通校友捐贈占大頭相比，我國高校的校友捐贈比例僅在1%~2%，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令人深思。事實上，薪火相承作為一種價值引導，并非干巴巴的傳統(tǒng)觀念，同時也是知識傳承中帶有人情味兒的經驗傳遞。轟動一時的張磊捐助耶魯大學的事件中，張磊表示對耶魯大學曾在其創(chuàng)業(yè)之初對他進行資金資助飽含感恩之情，而這也可看作是學校感恩文化中的一種具體交流。

　　筆者曾在自己母校的網頁上查詢過自己的就讀信息，卻一無所獲，然而官網頭欄卻不斷滑動著學校里畢業(yè)的明星校友，這種情況并非個例。試問，如果在高校就讀多年，卻毫無“存在感”，只做技能培養(yǎng)，卻并無情感維系，學校遇上校慶等大事，想到的也只是知名校友，一名普通校友又如何會自發(fā)向學校捐款呢？或許，作為一種情感紐帶，高校捐贈也為高校文化的培育敲響了一記警鐘。